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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與大屠殺

出版時間:2002-1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作者:[英國] 鮑曼  頁數:287  字數:200000  譯者:楊渝東,史建華  
Tag標簽:無  

內容概要

這是一部反思現代性的力作。知名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認為,大屠殺不只是猶太人歷只的一個悲慘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茖W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立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正是現代性的這些本質要素,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從極端的理性走向高度的野蠻,看似背謬,實則有著邏輯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許就在于:在任何情況下,個體都無條件地承擔起他的道德責任。

作者簡介

齊格蒙·鮑曼,當代世界最著名的社會學家與哲學家之一,是“后現代主義”概念的主要創造者,出生于波蘭,曾任華沙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68年離開波蘭,1969-1971年在特拉維夫和海法大學任教,后前往英國,任利茲大學終身教授,曾在伯克利、耶魯、堪培拉等大學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闡釋學與社會科學》(1978)、《階級記憶》(1982)、《立法者與闡釋者》(1987)、《現代性與大屠殺》(1989)、《現代性與矛盾》(1991)、《后現代性及其不滿》(1997)、《全球化:人類后果》(1998)。

書籍目錄

前言一 導論:大屠殺之后的社會學 作為現代性之驗證的大屠殺 文明化進程的涵義 道德冷漠的社會生產 道德盲視的社會生產 文明化進程道德后果二 現代性、種族主義和種族滅絕(1) 疏遠猶太人的一些獨特之處 從基督教世界到現代性中猶太人的不地調 騎跨在屏障之上 三棱鏡群體 不協調性的現代層面 無民族的民族 種族主義的現代性二 現代性、種族主義和種族滅絕(2) 從異類恐懼癥到種族主義 作為一項社會工程的種族主義 從排斥到滅絕 展望四 大屠殺的獨特性和常態性五 誘使受害者合作六 服從之倫理(讀米格拉姆)七 一種道德的社會學理論初探八 事后的思考:理性與羞恥

章節摘錄

  盡管文明化進程的其他社會學形象也觸手可及,但最普遍(也被廣泛認  可)的還是這樣一種觀點:它的兩個核心是對非理性以及本質上反社會的驅力的壓制,和從社會生活中逐漸且毫不留情地消除暴力(更確切地說:是在國家的控制之下將暴力集中。在國家當中暴力就被用來守護民族共同體的邊界和維持社會秩序的狀況)。將兩個中心點糅合成一點的就是文明社會觀——至少是我們自己的、西方的和現代的形式——首要的是把文明社會看做一種道德力量,看做一種在施加規范性秩序和法制當中相互合作、相互補充的制度體系,而秩序和法制維護了社會和平與個人安全的狀況,在前文明化的環境中它們受到的保護是很糟糕的。這種觀點雖然不一定產生誤導,但對大屠殺來說,它必然只能看到一個方面。當它想要仔細審視近代歷史的重要趨勢時,卻早早地關上了討論同樣關鍵的傾向的大門。它把目光集中于歷史進程的一個方面,武斷地在正常與  異常之間劃出界限。它通過廢除文明中一些具有回復性的因素,錯誤地認為它們是偶然的和轉瞬即逝的,這也就同時掩蓋了這些因素的特質中最顯著的方面與現代性的規范性假設所具有的驚人的共鳴之處。換句話來說,它使人們不再注意文明化進程另一面的、具有破壞性的潛能的展示,并且有效地把那些堅持現代社會秩序具有雙面性的批評家推向了沉默和邊緣。我認為,大屠殺的主要教訓是必須嚴肅地對待這些批評并借此擴展文明化進程的理論模式,以涵蓋文明化進程那種降低貶斥社會行動中的道德動機并使之喪失權威的趨向,我們需要斟酌這樣的事實,即除其他方面外,文明化進程是一個把使用和部署暴力從道德計算中剝離出去的過程,也是一個把理性的迫切要求從道德規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擾中解放出來的過程。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的行為標準,特別是使暴力的運用屈從于理性計算的趨勢,早已被認定是現代文明的一個基本因素——大屠殺式的現象就必須被看成是文明化趨勢的合理產物和永久的潛在可能。置身事后,我們再讀韋伯時就會發現韋伯對于理性化的條件和機制的闡述揭示了那些重要卻被遠遠低估了的聯系。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商業理性行為的條件——比如像人所皆知的家庭和企業的分離,或私人收入和公共財產的分離——共同作為有力的因素在使目的取向的理性行為避免與受其他(根據定義是非理性的)規范控制的過程發生交換中發揮功用,進而使理性行為不受一些在非商業形式中站得住腳的互相幫助、團結、相互尊重等。

編輯推薦

  《現代性與大屠殺》正是現代性的本質要素,使得像大屠殺這樣滅絕人性的慘劇成為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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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63條)

 
 

  •   鮑曼指出,大屠殺并不是人類歷史上一次殘酷的意外,它不是人類原始攻擊性的暴露,也不是文明的脫軌。這一殘酷的事件,恰恰是現代性的反映,只有在現代社會中才可能出現。且不論現代社會為大屠殺提供的必要條件,使得這項工程可以進行得干凈而漂亮;更重要的是,現代社會的目標是一個完美的社會秩序的改造,在這個目標之下,種族主義是一項合理的社會工程,要達到對完美的追求,就需要種族滅絕。而在現代官僚體制下,人被禁錮于一個固定的技術崗位,人們都會著眼于技術責任,而看不到自己行為的后果,忽略了道德責任。人的高度理性也造成了道德冷漠,一方面拯救者的自我保全壓制了道德義務,另一方面受害者受理性的影響而走向客觀的合作。
  •   一直關注現代性問題,本書提供了一個好的視角
  •   社會學大師鮑曼的代表作品之一,值得一讀!
  •   反思人類的罪惡行為
  •   了解西方現代思想的一個必讀書目
  •   先收藏了吧
  •   視角獨到,發人深省。
  •   就是看不怎么懂
  •   還不錯啦這書
  •   導師。
  •   譯林出版社出版的這套漢譯經典叢書的譯文準確自然流暢,價廉物美。
  •   必須收藏的好書,寫的太棒了
  •   關于大屠殺的反思,有幾個深入至此者?
  •   解釋了大屠殺的的社會性根源
  •     《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除卻對于猶太民族的分析,書中更重要的是闡述了現代性與大屠殺之間的密切關系,正如鮑曼所言:“大屠殺并不僅僅是一個猶太人問題,也不僅僅是發生在猶太人歷史中的事件。大屠殺在現代理性社會、在人類文明的高度發展階段和人類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醞釀和執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屠殺是這一社會、文明和文化的一個問題?!?
      
      在鮑曼看來,大屠殺背后的現代性乃是大屠殺得以發生的根源——而現代性作為啟蒙精神的產物,或者說,正是啟蒙造就了現代性??档略凇妒裁词菃⒚伞芬晃闹刑岢鰡⒚蛇\動的口號,“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可見,理性已不單純僅僅縮在頭腦之中,作為人與動物的區別標準或僅僅是認識世界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理性可以被人運用來改變世界。
      
      “18世紀為啟蒙哲學家們所系統闡述過的現代性設計含有他們按內在的邏輯發展客觀科學、普遍化的道德與法律以及自律的藝術的努力。同時,這種設計亦有意將上述每一個領域的認知潛力從其外在形式中解放出來。啟蒙哲學家力圖利用這種特殊的文化積累來豐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說,來合理地組織安排日常的社會生活?!?
      
      勇敢利用你的理性,可以創生一個更好的世界——這恐怕是啟蒙運動最鼓舞人心的地方之一。不得不說,啟蒙精神是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它呼吁人們運用理性積極改造著這個社會——它果斷地與過去相決裂(且不論實際情況如何),并將重點放在了未來。
      “理性之優位的效果之一便是首先產生了一種含糊卻廣泛存在的對‘進步’的設定……在他們(一般知識分子看來)眼里,理性無疑能夠擔當支配自然和支配社會的雙重責任。所以,將安排社會生活的理性原則,通過制度設計實現出來,就可以構建出與現代性相適應的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 ”
      而這種設計直接帶來的后果,正是一種鮑曼在書中提到的“園藝政治”,如字面含義所示,政治被當做園藝一樣打造,可供不斷地修理與完善,以期獲得更加完美的改觀。而為了更加美好的未來而做出的種種努力,便也是理所應當的,這些努力自然包括對那些被視為落后的地方加以改良、完善甚至是清除。至于評斷標準,自然也有相應的依據——在種種依據之中,科學向來被認為是客觀中立的,它不干涉價值判斷,故而總是被用來作為最為公正的標尺?;蛘哒f,標準總是被人們制定的,而訴求于理性思考論證之后獲得的標準,自然為人們所接受。這看似是一種循環論證,卻充滿了相當的說服力。
      
      一旦有了評斷標準,將它上升到評斷人的標準自然不困難。大屠殺之中,如何區別這個人是否該殺,就是通過對于本質的辨別——將一眾人視為單一的、本質化的象征。這是人與人之間能夠得以區別的最核心特征,超越了族裔相貌特征、職業、政治立場,也能夠將地理遷徙、歷史融合所帶來的模糊性抹去。在概念上的扼要精簡的后果是,假如某個群體本質化之后不夠所謂“人的標準”就很可能遭來污蔑輕視,或者成為歷史前進的絆腳石也并非毫無可能,那么罹受集體謀殺也不意外。
      而僅僅確定了大屠殺的對象,并不能足以完成大屠殺——單純將對象本質化作為清洗目標,還需要將清洗付諸行動。在鮑曼看來,完成大屠殺的環節比確定屠殺對象更能體現理性。
      
      “在大屠殺漫長而曲折的實施過程中沒有任何時候與理性的原則發生過沖突。無論在哪個階段‘最終解決’都不與理性地追求高效和最佳目標的實現相沖突。相反,它肇始于一種真正的理性關懷,并由一個忠實于它的形式和目的的官僚體系造就而成?!?大屠殺正是因為一個運轉自如、高效完備的官僚體系和執行體系運作才有可能實現,而這種高效之中各種人群的參與也是配合良好的,這顯示出了現代社會一直為人所稱道的優點,它能夠為生活帶來巨大的便捷與充盈。
      
      這種工具理性在各個方面都有著鮮明的表現。在《大眾的反叛》一書中,加賽特對于這種機械性在科學領域有著精準的描述:
      “換言之,現代科學——我們當代文明的根基與象征——為那些智力平庸的人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使他們能夠在這里富有成效的工作。這種情況得以發生的原因在于機械化,機械化主導著新的科學和文明,并成為它的象征。然而機械化卻是新科學和文明最大的福祉,同事也是新科學和文明的最大威脅。在物理學和生物學中,必定有相當數量的工作屬于機械性的心智活動,這些工作幾乎是任何人都可以完成的。由于無窮無盡的研究工作可以通過把科學分為若干小的部門來進行,所以,科學家可以只關注其中的某一個部門。方法上的可靠性和精確性允許了這種暫時的但卻非常實用的知識脫節,運用這些方法進行工作就仿佛是在使用一臺機器,總是操作這臺機器的人對它的意義和工作基礎不甚了了,卻可以取得極為豐富的成果。 ”
      
      而在以科學為標尺、不斷向之靠攏的社會構架之中,也同樣不例外?!艾F代性政治是理性政治,它憑借啟蒙,通過自律的觀念,倡導一種理性的、自我負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政治生活的所有參與者都被理性地設定為具有特定社會政治權利,承擔一定社會政治義務的自主體” 。
      而恰恰是這種按部就班的機械式分工,將人們至于鏈條的不同環節之中,使參與者難以覺察到自身行為可能醞釀的后果,而這種意識的缺乏造成了道德中立,而這種中立往往是一種無意識的助紂為虐。每一個人在其中的角色都是無辜而平庸的,我們很難歸咎這些環節上某個具體的群體,因為缺乏他們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都無法造成這架機器的癱瘓;但是我們無法忽視這些群體被調動時所造成的巨大影響,甚至我們也可能在不自覺中參與其中。
      
      而且這種技術行為所依附的評判標準,只是單純的任務是否得以有效完成,對于道德要么漠不關心,要么掉以輕心。道德在其中不具備任何重量,或者說,職業道德——衡量技術崗位上的人是否高效合理地完成任務——遠比其行為所要產生的后果的道德影響更加重要。因為個人價值觀和道德總是難以避免地具有個人傾向和無可避免的內在性,故而工具性就成為了唯一可靠的手段??茖W沒有個人情感的偏倚,故而在此它又一躍取代了道德。
      
      所以,鮑曼得出結論:“掌握著現代國家官僚體系之舵、懷有宏偉設計的人從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力量鐘解放了出來;這就是大屠殺的秘訣。大屠殺成為了實施宏偉設計的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設計賦予了大屠殺以合法性,國家官僚體系賦予了它工具;社會的癱瘓則賦予了它‘道路暢通’的信號?!?br />   
      ——————
      大一的讀書筆記。
  •     讀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
      
      這本來是一篇作業,現在也就直接復制粘貼,帶著濃厚的學院風,而且寫得也不咋樣,不過自認雖然啰嗦了一點,對文章的思路梳理地還是挺清楚的,大家且湊合著看唄。
      
      鮑曼以嚴謹的筆調向我們揭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現代文明,就其內在的機制而言,存在著一種可怕的潛能,所謂大屠殺,便是這種潛能的一次展示。鮑曼所提及的,現代社會的運行機制對于道德的壓制,這不僅有大屠殺作為例證,更有米格拉姆的實驗作為證據,我們實在無法否認。還有所謂現代防衛體系,的確如鮑曼所說,把所有暴力手段都集中到了國家的手中。所以,這種可怕的潛能是一個事實,哪怕我們一生都沒有碰到這樣的事情,我們也無法否認這種潛能的存在。鮑曼的反思直接抵達了現代性在制度層面的本質,并且是就在我們身邊的本質。關于思想層面的現代性,我們早就破除了對它的迷信,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相信科學的萬能和完美社會的構想,對于理性我們也早已走出了崇拜的狀態。但是,對于制度層面的現代性,我們還沒有從迷信中走出來,事實上它還處在上升的過程中,人們對它的力量深信不疑。所謂現代的制度,不過是針對前現代的制度而言,這種制度給我們帶來了效率和財富,但絕不代表它是完美的。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便是祛除這種制度迷信中重要的一步,他向我們指出,現代性的制度也有缺陷,而且這種缺陷一旦爆發將具有更加悲劇的后果。從這個角度上講,鮑曼可以被列入那些時代前沿的思想家,他擴展了我們的視野,讓我們的視線從現代性之中解放出來,就像啟蒙思想家把我們從自然中解放出來一樣。
      
      齊格蒙?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這本書,考察了現代性的諸多要素在猶太人大屠殺之中的作用,并以此來反思內在于現代性之中的隱患。我在前幾日讀完該書,深有感慨,在此且對書的內容做一個梳理,并和各位交流一下我的感受。
      
      內容介紹
      《現代性與大屠殺》就其主要內容來說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章導論為第一部分,對以往研究大屠殺的視角提出質疑,并且提出自己對于大屠殺和現代性的理解。第二部分從第二章到第五章,是對大屠殺各個環節之中現代性所起作用的具體分析。第三部分則是第六、七章,分析大屠殺所揭示的現代社會機制的隱患——對道德的壓制,作者還借此指出了傳統社會學之道德學說的缺陷,他試圖重建道德理論。至于第八章,可以算作后論,它和文章主體論述的關系已經不大。
      第一部分
      在《大屠殺之后的社會學》之中,鮑曼首先對以往的大屠殺研究做出了批評。他認為這些研究不外是兩種方法,要么把大屠殺看作僅僅和猶太人相關,看作反猶主義的集中爆發;要么是把大屠殺看作人類罪惡秉性的一次發作,是偏離了文明的結果。而這兩種做法效果都是一樣的,就是免除了現代性的責任,免除了大多數人的責任,但是我們也因此失去了嚴肅思考現代性的機會。社會學研究尤其如此,它遵循著社會學的固有模式,對大屠殺的研究遲遲不能深入,這種模式的思想是:“大屠殺是現代性的一個失敗,而不是它的一個產物”,鮑曼認為這更多地是出于社會學的預設,而不是根據事實。事實上,對于大屠殺的研究,充分暴露了傳統社會學的缺陷,鮑曼也要借此契機,為社會學引進一些革命性的觀念。
      鮑曼認為,大屠殺不是現代文明的對立面,相反,它們的關系像一個硬幣的兩面,大屠殺,正是對現代社會潛在可能性的一種檢驗。因此,他極力批判那種“病因學神話”,即認為所有的過錯都是“不夠文明”,之前對于大屠殺的解釋也是這種神話的表現。實際上,正是所謂的“文明”讓大屠殺成為了區別于人類歷史眾多屠殺的獨一無二的現象。鮑曼首先舉官僚體系,他認為納粹的計劃之所以從“清洗”、“放逐”猶太人轉變為“滅絕”猶太人,是官僚體系一步步推動的結果。選擇肉體消滅是官僚體系的理性面對環境變化所采取的選擇。而官僚體制,正是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是我們所稱為“文明”的東西。接下來,鮑曼分析大屠殺中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視產生的社會原因,這和現代性也是緊密相連的,具體內容后面還有詳述??傊?,文明化進程存在這具有破壞潛能的一面,這種潛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理性化的趨勢帶來了道德的緘默,從而失去了限制惡行的力量,而大屠殺便是這種潛能爆發的體現。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體部分,具體論述現代性和大屠殺的關系,在這里,大屠殺被分成三個有機的部分:納粹種族滅絕的觀念、滅絕的現代實施方法以及受害者的合作,鮑曼分別論述了現代性在這三個部分里所扮演的角色。
      
      種族滅絕觀念的產生
      首先是現代性在納粹種族滅絕觀念形成之中的作用,也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鮑曼認為現代性內在于形成這個觀念的幾個重要元素之中,它們是種族主義、科學的實踐、完美社會的計劃以及現代實施方法。
      關于種族主義,這里的種族主義指的是專門針對猶太人的種族主義,而不是更廣泛意義上的。在敘述種族主義觀念之前,鮑曼花了近一章的篇幅來論述“猶太人”概念在歐洲的變遷,一方面這里的種族主義就是針對猶太人而言的,另一方面猶太人的淵源很深,概念的變化很復雜。鮑曼所著重強調的一點是猶太人的“粘性”,或者說是“猶太人”概念的不協調性。這種“粘性”來自猶太人大遷徙所具有的歷史時間的絕對跨度,他們很早就進入歐洲,但分布很零散,且難以融入歐洲社會,這就形成了一種“內部的外人”觀念。另一方面,猶太教是基督教的發源之處,但猶太人卻不信仰基督,甚至侮辱基督教,這又是精神世界里“內部的外人”。所以,歐洲人感覺猶太人這個概念具有不協調性,他把幾種本應該分離的含義集中與一身,這種不協調性使所有想要“劃分界限”的力量失敗,它是一種威脅秩序的形象。不過,在前現代它還沒有沖擊到歐洲人的世界,因為當時的國家是各個部分相互分離的,猶太人被順利地隔離在固定的區域。
      在現代性上升的過程中,猶太人概念的不協調性增加了現代的層面,這就形成了一種更強大的“元不協調性”。猶太人在這一過程中從事商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他們本是貴族的仆人,現在地位上升,混淆了等級的界限。另外,猶太人信仰自由主義,但他們處在國家和社會的虛空之中,想要獲取公民權必須依靠國家強權,這又造成了自由和強權的混淆。最為重要的是,他們是“無民族的民族”,他們勢力分散,處在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空白帶上。以上都是猶太人概念在現代化過程之中獲取的不協調性,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不協調在現代社會之中真正成為問題。由于本身的這種“粘性”,猶太人成為一個“三棱鏡”群體,即不同的人對于他們有差異巨大的認識,隨著現代化展開,國家和社會的中心化,這些認識被匯合到一處,從而造成了認知的失調。在這種情況之下,歐洲就有一種強烈的想要劃分界限的沖動,但是猶太人不能公然被隔離,現代國家拒絕把隔離合法化,并且,猶太人在通過現代生活和信仰的轉變迅速轉化為歐洲人。歐洲人急需尋找一種新的界限,這是種族主義一大來源。另一方面,猶太人由于和資本的密切聯系被卷入到前現代和現代的沖突之中,反現代主義的力量被導向猶太人,他們一度成為資本主義的化身。對于舊社會之中被現代性壓制者而言,猶太人被認為是現代破壞前現代的中心。前現代雖然之后被現代鎮壓,但對于現代性的焦慮以對猶太人的焦慮保存了下來。因此,反猶主義還帶有一層前現代和現代對抗的色彩,這又是種族主義誕生的一大動力。
      但是,如上所述,猶太人的“元不協調性”讓劃分界限的努力十分困難,新的界限必須超越教化潛力的界限,到達自然規律的層面。所謂種族主義應運而生,它的哲學本質是:“人就是他行動之前的樣子;無論他做什么都改變不了他的本質”,根據這套哲學,猶太人被認為天性是低劣的,一條界限在猶太人和歐洲人之間劃分開來。在種族主義形成的這個過程之中,現代性增加了猶太人的“粘性”,也加深了歐洲人對于猶太人的焦慮,它讓種族主義成為一種需要。另一方面,反猶太的種族主義和反現代情緒有著內在的親和性,它被選來作為后者表達自身的載體,這又說明種族主義是現代性的派生物,現代性讓種族主義成為可能。所以,鮑曼總結道:“種族主義是在前現代或至少是不完全現代的斗爭中所使用的徹頭徹尾的現代武器”。
      種族主義之外,催生滅絕計劃的還有納粹完美社會的設計,即所謂“千年德意志帝國”。在這一設計之中,“種族血統”是關鍵環節,它要求保證種族的健康和血統的純正。響應這些要求,科學家們認為可以“通過系統選擇并消滅不健康因素以促進健康血統的傳播”來“改善我們后人的體質”,這樣一種信念以及方法被納粹運用到實踐之中,他們創建了很多“安樂死所”,處理那些對于種族健康不利的“無價值生命”。出于人們的反對,“安樂死所”很快被撤銷,不過他們隨后繼續得到了使用——在猶太人身上。猶太人同樣被認為是“無價值的人”,因為他們是一個反種族的群體,他們不僅腐蝕特定民族的認同,還侵蝕其自身的種族秩序。在清洗猶太人的觀念里,種族主義、醫學實踐、完美社會的計劃走到了一起,種族主義和醫學作為理論的支撐,醫學實踐作為方法和手段,完美社會作為最終目標。種族主義我們已經談過,它是一個現代的產物,醫學實踐和完美社會的計劃同樣如此,他們有比種族主義更鮮明的現代性,他們內在于現代性的世界觀之中??茖W不用多說,它認為人類可以認識和改造自然,現在不過是把視角轉向人類社會,在清洗猶太人中,它發展到了這最終的一步。而所謂完美計劃,它是人類對于社會的理性、積極的管理態度到達極致的表現。這里的醫學實踐和完美計劃,都是現代性本身固有的內容走向極端的情況。
      種族主義、科學和完美社會計劃,這幾個要素所具有的深刻的現代性,使得“反猶主義的滅絕計劃應該被看作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現代現象?!钡?,“種族主義即使和現代思想的技術傾向結合起來,也不足以完成大屠殺這個壯舉”,它還仍然停留在理論層面。這個時候還只有一種模糊的觀念,即要把猶太人從德國驅逐出去,肉體消滅猶太人作為一種選擇還沒有浮出水面,即使是驅逐,具體怎么驅逐出去,猶太人如何集中,如何運輸,驅逐到什么地方,這些都沒有落實。只有等到官僚體系開始運轉,驅逐計劃才一步步發展到肉體消滅。也就是說,雖然清洗的觀念一開始產生于種族主義、科學和完美社會計劃,但滅絕猶太人作為一個計劃,還是由官僚體系來逐漸完善的,所以,滅絕計劃在具體操作上和現代性有著更為深刻的聯系,這種聯系在第四章得到了詳細的闡述。
      
      滅絕的現代實施方法
      第四章以探討大屠殺與前現代屠殺相比的獨特性開始。鮑曼認為,大屠殺的獨特性就在于它的現代烙印,它缺少自生自發性、具有理性的設計、作為一個完美計劃的因素,“就像按現代方式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樣,大屠殺使它的前現代等價物黯然失色”。事實上,大屠殺還有另外一種獨特性,就是對于現代世界的獨特性,產生大屠殺的各種要素都在現代性之中,但是它們的結合是偶然的,這就造成了大屠殺相對于現代其它事件的獨特性。鮑曼認為,大屠殺是現代性精神最一致、最無拘無束的體現,它沒有受到社會多元化的限制。但是,大屠殺除了這種獨特性,還有它的常態性,即促成大屠殺的因素中有一些是現代性最基本的東西,直到今天也沒有改變。在這些具有常態性的構成因素之中,鮑曼圍繞著其中最關鍵的一個,技術——官僚的行為模式,在下文展開論述。這種行為模式有兩個突出的特點:勞動等級與功能劃分和官僚體系對象的非人化,這兩種特性合力,拉開了執行者和對象的心理和身體距離,使手段和目的的道德評價脫節,讓技術責任代替了道德責任,最終讓對象成為一個純粹的、無質的規定性量度。所以,這種行為模式包含了種族滅絕所需的所有技術要素,并且,官僚體系在大屠殺之中的貢獻不僅在于它的技能,也在于它的不足。這種體系本身對于道德的壓制讓大屠殺順利避過了執行者本身的道德譴責,讓它成為屠殺的高效工具。事實上,鮑曼認為,“大屠殺在觀念與實施之間的空白被官僚體系填滿,它以自己的形象造成了大屠殺”。
      令人震驚的是,面對這一體系對道德的踐踏,現代性本身并沒有阻止惡行的工具。官僚體系自不必說,它無法認識到自己的局限。而所謂現代防衛體系,只是表面看起來和平,這種表面和平的代價是所有暴力手段集中于國家,一旦國家偏離正規,民眾根本無力抵抗。被寄予厚望的科學也無法阻止暴行,它是道德中立的,一定程度上是反道德的,它在大屠殺之中甚至還充當了幫兇的角色。此外,旁觀者們的冷漠證明“文明的行為舉止顯示出與集體屠殺令人驚異的和平與協調共處的能力”。所以,最后的結論是,“(現代)文明無法保證他所形成的可怕力量被道德地使用”,真正能限制這種暴行的東西在現代性之外,那就是社會的多元化,它可以有效防止政治國家的過度膨脹,納粹之所以順利執行了種族滅絕,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國家之外其他力量的缺乏,這讓現代性得以發揮自己全部的可怕潛能。面對現代性的這種潛能,鮑曼不禁反問道,我們今天的社會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可以限制暴行。他的答案是否定的,社會多元化的力量仍然不夠強大,為滅絕計劃效勞的機構今天仍在運轉而鮮有改變,是道德盲目發生的原因,今天更加強化。在這里,他表達了對現代社會深深的憂慮。
      
      受害者的理性
      大屠殺另外一個不能忽視的環節便是受害者的反應,如果受害者們奮起抵抗,那種族屠殺就不成其為屠殺,可能會演變成德國和猶太人的武裝暴力沖突。但事實是,猶太人沒有抵抗,他們看起來就像是在配合著屠殺的行動,情況為何如此,鮑曼給出了答案:理性。官僚體系利用了猶太人的理性,通過精心的、一環套一環的設計,猶太人的理性被導向自我滅絕。猶太人的理性成為了官僚體系可資利用的資源,大大減少了屠殺工作所需的消耗。鮑曼給我們還原了官僚體系這一精心的設計,也展示了所謂理性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計劃首先從封鎖受害者開始,這是進一步行動的基礎。官僚機構實現了完全的專門化,即專門針對猶太人;反猶主義的宣傳把猶太人從公眾心目之中驅逐出去;在法律上精確定義猶太人。在這些措施之下,猶太人被徹底孤立,完全在納粹機構的支配之下,這是官僚機構得以利用猶太人理性的重要條件。另外一個重要的條件是:信息不透明,猶太人不知道納粹正在實行的是一個種族滅絕的計劃,他們直到最后一刻都相信自己獲得解救的可能,這為理性發揮作用提供了條件。此外,在每一個階段,納粹都給了猶太人選擇的機會,而不是直接的硬性規定,這給理性的發揮留下了空間。在這三個前提之上,猶太人的理性開始了自己的表演。
      首先,納粹政府規定具有特殊貢獻的猶太人可以獲得赦免,猶太人便紛紛托關系以圖得到解救,很多猶太人確實得到了解救,于是猶太人趨之若鶩。這種做法的另一面是,承認獲得解救的特權,也就等于承認了屠殺猶太人這一總體計劃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在隨后逐漸增強。并且,為了獲得赦免,每一個猶太人或者群體都堅持自身的獨特性,這極大削弱了猶太人的團結,大規模的反抗被消融于無形之中。
      其次,作為猶太人中的社會精英,納粹并沒有消滅他們,而是把他們任命為所在地區猶太人的領導人,即所謂委員會,他們在當地享有很大的權力,不過處于納粹的完全控制之下。這一個群體一開始同意猶太人區的計劃,讓猶太人順利被隔離;他們組織猶太人給德國軍隊做工;他們負責管理屠殺的準備工作;他們最終也走向毀滅。這些行為皆是出于理性,接受猶太人區是為了逃離充滿敵意的環境和猶太人自我管理;為軍隊做工是為了希求納粹的憐憫;準備屠殺是因為納粹“否則殺死所有人”的威脅。但是他們的理性成為了納粹利用的工具,他們也成了屠殺同胞的幫兇。
      最后,納粹還充分動用每個人自我保全的理性。納粹通過減少食物供給和高頻的屠殺,制造了猶太人區里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讓猶太人經常面對這樣的極端挑戰:“要么死,要么讓別人死”,在這種挑戰之中理性內在的道德冷漠被推向了極致。而這種理性,同樣為納粹的屠殺提供了便利。
      回頭再看整個過程,猶太人的每一步莫不是出于理性,但為什么最后卻把自己導向了滅亡?因為主導著他們的是一個非理性的力量,在一個非理性的環境之下,理性注定將是失敗的。鮑曼指出,行動者之理性和行動之理性,二者需要一致才能導出好的結果,而二者的一致取決于行動的場景,場景取決于當時的規則和資源,而這兩者均不為行動所控制。在大屠殺的例子之中,就是官僚機構完全控制了規則和資源,最終讓行動者的理性變成荒謬。在鮑曼看來,大屠殺是現代官僚充分利用對象之理性的范例,如果不是因為禁忌,它完全可以進入管理學的教科書。所以,不光是官僚體系本身存在著缺陷,在現代性的理性話語之下,官僚體系和對象的互動模式同樣是危險的,在大屠殺之中,管理體系和受害者的理性全都成為了納粹的工具,受害者根本無力抵抗如此強大的理性機器,最終走向毀滅。
      以上完成了對大屠殺各個環節的分析,種族滅絕的觀念、現代的實施方法、受害者的理性,這些因素莫不具有深刻的現代性,所以,大屠殺和現代性是密不可分的,沒有現代性的觀念和制度體系,大屠殺可能根本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了,屠殺的規模也不會到達如此程度,更不會是以如此高效的方式來完成。大屠殺不是對現代性的一次偏離,它的基本元素內在于現代性之中,它是現代性所具有的可怕潛能的一次徹底的展示。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則是對大屠殺之中一些現代性因素的反思。大屠殺的現代實施方法這個方面給鮑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和我們今天也有極大的聯系,他的分析反思也主要在于這里。在反思現代性的同時,鮑曼也在反思社會學這個學科,分析它在研究大屠殺之中暴露的問題,他也想借此機會來某一個方面重建社會學理論。在第六章,鮑曼通過對米格拉姆實驗的分析驗證了這樣一個道理:“殘酷與一定社會互動模式的關系比與個性的關聯更大”。也就是說,現代性的體制,這里主要指官僚體系,它的組織本身的結構,促進了人類殘酷的釋放,并且造成了實際的悲劇后果。人類的邪惡天性是一個“沉睡者”,而現代性的體制安排則喚醒了這個“沉睡者”,并且成為它作惡的有力工具。這種體制最大的缺陷,在鮑曼看來,就是對道德的壓制,他在這里結合米格拉姆的實驗對這一現象有詳細的分析,涉及到很多地社會學術語和方法,這里不再展開。
      接下來的第七章關注的同樣是這個問題,即社會體制與道德之間的關系。鮑曼批判了傳統社會學把道德看作社會衍生物的觀點,這種學說在解釋大屠殺時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因為大屠殺說明了道德外在于社會體制的可能。鮑曼因此認為,社會化的進程不在于生產道德能力,而在于操縱道德能力,道德的起源不應該在社會中尋找,而應該在社交之中尋找。他從列維納斯的觀點出發,認為道德來自對他人無條件的責任(這種責任來自與他人的接近)它的產生是前社會的,它內在于主體關系的基本結構之中。而作為社會機制,壓制道德的手段便是拉大距離,包括心理距離和社會距離,這正是大屠殺之中官僚體系所做的事情。大屠殺完成的條件在于弱化基本的道德驅力,它達成這一條件的方法有:利用行動中介和精細的勞動分工增加執行者和受害者的距離,使技術道德化,利用專家的權威來拉大與受害者的心理距離。這些便是官僚機構順利實行大屠殺的秘訣,而這些東西都內在于現代性的理性趨勢之中,它們現在仍存在我們的生活之中,也就是說,他仍然具有可怕的潛能。這就是鮑曼通過對大屠殺的詳細分析想要給我們揭示的現代性的另一面。至于我們應當如何面對這種可怕的潛能,鮑曼沒有給出解決的方法,這個問題并不容易,不是一個學者在書桌前就能解決的,它需要全人類在實踐之中的努力,鮑曼所做的在于,向我們警示現代性這種可能的威脅,讓我們不致于偏離方向。
      
      評述及感想
      在評述鮑曼這本書之前,首先需要厘清書中“現代性”這一概念,它在書中出現的頻率非常高,而且居于全書思想體系的核心。鮑曼并沒有直接闡明自己的現代性觀念,這可能說明他使用的是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性”,這個觀念在鮑曼那里具體內容究竟指什么,可以通過本書的內容進行回溯。首先,這個現代性具有思想的層面,關于這種思想的論述是貫穿在全書之中的。在第二部分論述種族滅絕觀念的產生,鮑曼便提及了現代性在思想層面的內容。納粹的醫學實踐展示出人類認識一切、改造一切的精神,完美的社會計劃體現出人類對自身社會積極的管理態度。在論及大屠殺的現代實施方法時,鮑曼強調這個體系高效、理性的精神。而在論述受害者的合作時,鮑曼一直在提及理性。所以這里的現代性,指的是一種理性的精神,指人類擺脫自然本能的控制而自己管理自己,其向外擴張,便是人類自主管理社會直至人類管理和控制大自然。其次,這里的現代性還有制度的層面,它指的是現代的社會組織形態,這種組織形態是在理性的原則之下組織起來的,但它自誕生之后對現代性所產生的影響其實更為深遠。關于社會組織形態,鮑曼這里主要強調的是官僚體系。從開始到最后,鮑曼不斷地在強調官僚體系在大屠殺之中所發揮的作用,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他還詳細分析了這種體系的特點和缺陷。除了官僚體系之外現代性在制度層面當然還有其他的內容,比如說現代經濟體制,但是鮑曼并沒有給予他們足夠多的關注。
      或許因為鮑曼是一個社會學家,他對現代性的制度層面更加關注,他認為在整個大屠殺之中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現代的實施方法,他對現代實施方法的主體——官僚體系進行了剖析,他不斷提醒我們這些制度因素還停留在我們身邊。不過總體來說,鮑曼這里所說的現代性是一種廣義上的現代性,包含了思想和制度兩個層面,只不過他對現代性的反思更偏重在制度層面。
      搞清楚了所謂“現代性”,我們就可以開始評述鮑曼對于大屠殺和現代性的分析。不得不說,從現代性的角度來分析大屠殺,探討現代性和大屠殺的聯系,這是全書原創性最大的來源。正如鮑曼所說,之前的研究把大屠殺看作是一次對文明的偏離,現代文明和大屠殺本質上沒有關系,但是鮑曼意識到,大屠殺和現代性有著深刻的聯系,在思想上和制度上都是如此。這種敏銳的意識讓鮑曼發展出了一套獨特的大屠殺和現代性相互聯系的觀念。不過,僅僅是這樣一種觀念還不夠,這種觀念前人已經產生了,但是還沒有具體的闡發,觀念需要被擴展成一個體系?,F代性和大屠殺的聯系究竟在于什么地方,支持這種聯系的證據又是什么,總體來說現代性對于大屠殺應該負什么樣的責任,這些問題都是這個體系所要面對的。應該說,鮑曼出色完成了建構體系的任務,他把大屠殺分為三個環節,分析現代性在各個環節中發揮的作用,得出現代性在大屠殺中所應負的責任。重要的是,對于現代性在大屠殺各個環節之中的角色,鮑曼的解讀非常透徹,并且有相當扎實的論據支持,這些論據,如鮑曼在前言之中所說,很大一部分來自歷史學家們的研究成果。鮑曼用了很長的事件來研究專業學者們的成果,這讓他的幾乎每一個論點都有充足的證據支持。
      不過,就我個人觀點來說,鮑曼的論證之中還是有一些令人不滿的成分,比如說他在論及種族滅絕觀念的誕生時。他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來論述“猶太人”概念在歐洲的變遷,在論述過程之中他非常多地使用了隱喻的手法:把猶太人看作“粘性”物質,看作邊界和秩序的威脅者,不斷的強調猶太人概念的“不協調性”。鮑曼想要表達的是,猶太人的這種“粘性”、“不協調性”讓人們有一種想要強烈的劃分界限的沖動,這是種族主義的一大來源。他想表明,現代性上升的過程讓猶太人的“粘性”逐漸增加,這是種族主義產生的歷史淵源。但是,這種論證的方法太過抽象,真正的說服力其實也有限,讀者很難在“粘性”和種族主義之間建立起聯系,也無法對現代性在這一過程之中所起的作用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即使這里探討的是一種思想的變遷,我也覺得隱喻并不是好的論證方法,猶太人和種族主義之間,需要某種更為實在的聯系,這種聯系,很遺憾,鮑曼沒有給出。但是,所謂種族滅絕的觀念,它的產生是具有某種偶然性的,而且還是停留在觀念層面,沒有明確的計劃,計劃真正展開和實行還要等到官僚體系的加入。從這個程度上來說,種族滅絕的觀念在整個大屠殺的全景之中并不是具有決定意義的角色,所以,鮑曼在這里的一點模糊的論證并沒有影響到整個體系的力量。作為一個體系來講,鮑曼的現代性和大屠殺理論是非常細致和嚴謹的,也是非常具有啟發和警醒作用的。
      鮑曼以嚴謹的筆調向我們揭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現代文明,就其內在的機制而言,存在著一種可怕的潛能,所謂大屠殺,便是這種潛能的一次展示。鮑曼所提及的,現代社會的運行機制對于道德的壓制,這不僅有大屠殺作為例證,更有米格拉姆的實驗作為證據,我們實在無法否認。還有所謂現代防衛體系,的確如鮑曼所說,把所有暴力手段都集中到了國家的手中。所以,這種可怕的潛能是一個事實,哪怕我們一生都沒有碰到這樣的事情,我們也無法否認這種潛能的存在。鮑曼的反思直接抵達了現代性在制度層面的本質,并且是就在我們身邊的本質。關于思想層面的現代性,我們早就破除了對它的迷信,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相信科學的萬能和完美社會的構想,對于理性我們也早已走出了崇拜的狀態。但是,對于制度層面的現代性,我們還沒有從迷信中走出來,事實上它還處在上升的過程中,人們對它的力量深信不疑。所謂現代的制度,不過是針對前現代的制度而言,這種制度給我們帶來了效率和財富,但絕不代表它是完美的。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便是祛除這種制度迷信中重要的一步,他向我們指出,現代性的制度也有缺陷,而且這種缺陷一旦爆發將具有更加悲劇的后果。從這個角度上講,鮑曼可以被列入那些時代前沿的思想家,他擴展了我們的視野,讓我們的視線從現代性之中解放出來,就像啟蒙思想家把我們從自然中解放出來一樣。
      至于我們應當如何面對這種可怕的潛能,鮑曼在書中已經指出,社會多元主義是防止這種潛能爆發最可靠的限制力量,民主、自治、文化多元、經濟力量,這些都是社會多元主義的內容。如此說來,我們也不必悲觀,因為我們已經走在正確的路上。
      
      
      
      
      
  •      我所理解的讀書筆記,應該如同與一位老友分享美好的體驗和情感一般。痛苦和悲傷只能自己承受,快樂和感動卻可以感染他人。以下是我粗制濫造的讀書筆記,雖不精致,但我樂意分享。
       這是一本讀著讀著就能引人入勝的書籍,雖然它的主題乍看之下稍顯嚴肅。而對于大屠殺問題的思考,人們普遍會從對錯、情緒和道德立場進行分析,大屠殺事件中涉及的就是屠殺者和受害者,執行屠殺者的殘忍和被屠害者的無辜,對象也被框定在猶太民族上,人的情感總是偏向對屠殺者絕對的仇恨和對受害者絕對的憐憫,也許再放得高遠些就是對屠殺這種所謂反文明現象的強烈抵制。但是鮑曼的這本書卻讓我們更為理智地去看待大屠殺事件的整個運作過程,這里面不是只有強硬與因無法抗衡而默默承受的兩種形象,屠殺機制里有更多值得解讀的東西,它遠非我們想象的那般單一,只有屠殺那一瞬間的場面,也不似我們以為的那般殘忍,至少對被屠殺者來說。而鮑曼就用他獨具洞見的思考就幫我們一一展開這其中的過程。
      整本書的閱讀過程中,我深深折服于作者可謂字字珠璣的語言,并且越讀越覺得這本書里承載了太多值得我們思考的東西,這些思考點遍布每一頁中,讓我有應接不暇的感覺。鮑曼把文本素材精妙地嵌入到他的論述之中,讓行文連貫而有說服力,于中肯的論述中隱隱閃現他的態度。不知是否應該歸功于譯者,本書語言流暢,即使有幾處隱晦不明的地方,也似透著哲思,由此可以想見原著本身所蘊含的深厚智慧。
       書作從一個被簡化以致被邊緣化的學術問題——大屠殺事件——入手,于“邊緣”之中發現了當今最“完美”的社會運行邏輯里所深藏的可怖潛能。
       全書所要探討的主題貫穿全文,各章也有側重的主題,從總述大屠殺與理性工具精神的聯系到分別論述反猶太種族主義的源起、種族毀滅的過程計算、“最終解決”的運行邏輯、被害者內部對屠殺的應對邏輯,再到用米格拉姆心理實驗來再度印證大屠殺的整個內部機制,論述最終回歸到道德與理性的學術探討之中。
       對大屠殺事件的論述并不是一項無意義的研究,它雖然發生在不愿被人提及的歷史遠處,但是在它的運行邏輯里有它在現在或者未來復現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是現代性條件下的社會理性運作邏輯。它離我們現在的社會狀態并不遙遠,因為這是發生在現代理性社會、人類文明的高度發展階段和人類文化成就的高峰處的。(p5頁)這是一個園丁式的社會,所有的一切都是被精心規劃過的,一切運作必要出于理性工具的思考從而運行有效、控制得當,不安定因素被提出,并被一個權力的理性化運作組織——現代官僚體制——消除。而令人驚異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文明社會擁有的所謂人道、道德沒有起任何抑制作用,因為這個社會的理性化趨勢因著它被法律化和制度化,可以排除或替代道德自抑的力量。主要表現在官僚體制的道德冷漠和道德盲視之中。出于工具理性精神的考慮,個體行為講求的是對組織的忠誠,而組織與紀律秩序有著完全的認同,只有組織內的紀律與規則才有行動的合法性,因此紀律取代了道德責任,個體可以漠視道德和良知的權威;(p29頁)而道德盲視則是明確分工、技術運用的結果。它通過細化分工可以讓更多的人卷入到整個機制當中,出現行為的中介(p33頁),即個人的行為通過另外一個人、一個中間人來表現,使其不可能直接體驗到自身的行動的結果。另外,通過技術的運用,擴大了行動者與對象的物理距離,當人成為一個精心設計的社會工程中的一個齒輪的時候,個體也就不知覺地把自己投入到一個道德被利用甚至去道德化的權威之中,也就有奴役他人的正當性,以及本質上陷入被奴役的必然結局之中的合理性。以上通過精神與物理距離的增加,個體就不用面對道德選擇,個體行為與行為的最終結果之間沒有了顯而易見的因果關聯,再通過概念界定把受害者摒除在社會共同體之外,使其具備非人性。道德盲視就此實現完整的社會生產,道德被對組織秩序以及內部的技術責任所取代。個體的人無法主宰行動序列,所能做的就是在不斷的行動例行化中鞏固他在組織中的工具位置,而一旦沒有了道德的規約,暴行也就具備了暢通執行的條件?,F代文明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具備溫文儒雅氣質的,是必然有光明前景的,因此是無暴力的,(p129頁)但這是一個一切權力被理性運作的社會機制,一切都是被秩序要求的,暴力并未消滅,只是被隱匿,被控制了它爆發的頻率(在軍事化行動中顯現),理性精神在與道德疏遠的過程中就會有不人道的暴行出現的可能,這是文明的危險之處,在這種的狀況下,??聦τ谶@個文明社會“人死了”的論斷不無道理,這也不免讓人聯想到共產主義理想這個宏偉設計的可怖之處。
       當然,大屠殺的發生,除了與理性精神這個彌漫在文明社會中的幽靈有選擇性親和外,也要考慮它的獨特之處。這就得回到大屠殺的種族主義源起進而決定從驅逐到毀滅的邏輯上去。
      種族主義要在現代性的世界觀和實踐活動下討論,它與單純而普遍存在的反猶主義不同,也與出于本能而具有永恒性的異類恐懼癥不同。但種族主義卻是反猶主義與現代社會政治機制混合而成的爆炸性反應的結果。
       因此對種族主義的考量必須要考慮現代性,但也要適當回到反猶主義甚至猶太民族的特點上去。猶太民族一直是個處于遷徙狀態、零散的內在的他者形象。它也是一個無民族的民族,是其他民族國家和基督教世界力圖同化的對象,也是齊美爾“陌生人”概念的縮影,(p71頁)但也正是這種歷史賦予他們的命運,使他們靈活多變,具有較好的適應力。書中三棱鏡群體和帶粘性的群體是對他們社會身份的恰當詮釋,(p57頁)而當現代性來臨后,因為階級流動增強、前秩序被破壞,他們的同化驅力增強,他們對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的推崇表示他們有提升自我的訴求,猶太民族利用了其它精英階級不屑或反對的資源獲得了現代性早期里非政治的社會基礎,但他們成了資產階級或者現代性的代表,也是反現代性的主要對象;猶太人擁護超民族價值,可一旦民族國家形成并穩固發展,他們又因屬性不明成了國家的反叛者,他們這種由粘性導致的界限的模糊性是秩序社會所不容的,(p75頁)但是在現代性發展下,這種模糊狀況演變成猶太人確實在努力完成同化,而致使社會同質化加強,差異削平。而這種現狀與原初的預設相符,卻驚異地不為權力擁有者所容忍,因為同質性導致界限本身被抹除,于是,他們又力圖創造出一種不可變更的概念標識來確定差異,那就是猶太性。(p80頁)而這就是現代性下的種族主義的內在邏輯。
       種族主義也是社會工程的設計在科學思維方式下明確分類的結果。猶太民族被認為是園丁世界里的“雜草”,是界限分明的秩序社會的破壞因素。從排斥到毀滅的決定完全是現代性世界觀使用現代實施手段運作的自然結果,而這其中并不包括民眾的積極參與,有的只是公眾的冷漠,(p101頁)然而這種冷漠也已經是在與種族主義合作了,因為強大的現代官僚體系在這種情況下已具備了不可想象的力量。
      大屠殺事件似乎反映的是現代性的失敗,因為從歷史上看也有集體屠殺事件的存在,為人熟知的有蒙古帝國成吉思汗進行屠殺的例子,但是大屠殺事件發生在文明進程中的繁榮時期,現代文明該事件中扮演的是積極的角色,大屠殺甚至是現代文明的產物,也從某種程度上也是現代性表現得極為出色之處。因為大屠殺完全按照現代的方式——理性的、有計劃的、科學信息化的、專門的、被有效管理的、協調一致的——來運行整個過程。(p120頁)它甚至沒有失去節制的情緒、群眾的憤怒和狂暴也被認為只是原始和低效的,(p121頁)因此它并不需要情緒的煽動,民眾的冷漠足以保證整個過程的順利進行。
       大屠殺事件中的另一個由理性精神所致的特別之處在于受害者的合作。納粹政權通過科學理性精神精確定義受害者,給出生或死的選擇范圍來激發出個人自我保全的理性,并通過成立猶太委員會和猶太警察組織使自己的角色縮減為旁觀者。(p183頁)這樣受害者選擇投降、自我保全以及道德冷漠、至喪失人性,甚至選擇進入毒氣室都是理性邏輯運作的結果,而納粹統治者只是把被害者的理性考慮進他們的屠殺程序之中,成為統治者的武器而已。(p188頁)作為個體化的理性的存在者,猶太人在生存機會分配不均的情況下,已經無意識地將傳統包裝在現代理性邏輯之中,得出“拯救所能拯救者”的策略。(p185頁)在生命被標價且為其討價還價的過程中,人的尊嚴和人性也在喪失。而現代性下的納粹政權正是利用這些人性的墮落給自己的社會工程和園丁除草計劃賦予合理性的。
       在這個科學理性精神被制度化,嵌入整個日常社會生活的細節之中,并為大眾默認而不加反思的時代,對他人的道德早已不知去向,連道德本身也可以被馴化成理性所希望它呈現的樣子,所謂文明的進程甚至不用再進一步發展,只是利用它固有的一切就可以爆發出毀滅性的力量。這也是做出“大屠殺事件會再次出現”的預期所擁有的最有力的論據吧。
       通過對大屠殺的論述,鮑曼為我們展示了現代文明理性精神及其制度化可以導致的極端后果,雖然這是社會學的邊緣課題,但他卻從中分析出了極具批判性的論斷,這給社會學學科本身也帶來極大的反思效果。而他的洞見深刻在于他不僅看到了這個現代精神癲狂的一面并提出批判,給現世以警醒,他還剖析出了大屠殺未發生的抑制因素以及可以在一片負面擔憂中依稀看到的希望。
       鮑曼在書中零星地提到過大屠殺未發生的原因,以及可能限制科學理性精神的因素。人類社會多元化的現實讓現代性并未獲得失去控制的能動性,(p126頁)從米格拉姆的心理實驗驗證中,雖然證明的是專業知識的權力和它可以壓倒道德驅力的能力,(p258頁)但是也提出了多元主義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動上出現道德反常的最好良藥,放到社會現實之中,也只有在政治社會紛爭的嘈雜中,才能最清楚地聽到個人的道德良知發出的聲音。(p217頁)另外,理性計算只能使問題的道德意義變得模糊不清,讓羞恥感釋放出來才能恢復人們對于歷史經驗的道德良知,(p267頁)也只有為個人的軟弱感到羞恥時,才能砸破比其建造者和看守者更為長命的心智牢籠。(p268頁)最后,作者也通過歷史事實給出了自己對于理性精神所能預料到的悲觀結果的可意會的態度。有多少人選擇道德義務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確實有人這樣做了,這歸根到底只是一個選擇。(p269頁)哪里有選擇,哪里就有理性行動的機會,(p178頁)也許我們個體要做的就是在理性科學精神主導的選擇范圍之外給自己增加一條選擇,這樣便可通過多樣化的個體行動選擇的積聚,把理性精神的破壞力降到最小。
       以上是我所理解的本書大致所要闡述的內容,對于第六章米格拉姆的驗證實驗,似乎還有很多值得分析的點,另外,書作從有關道德自抑的論述開始,也以總結道德責任結束,但對于道德層面的闡釋個人還有些不理解的地方。
      
       P.S. 全文絕不辜負字字珠璣(從引用的文獻材料中就可見一斑)這個詞,讀來猶如進行了一場精神試煉,幾乎每一頁都有作者智慧的火花,似懂非懂之間也產生了些許共鳴,現摘錄兩處閱讀時最為震懾心靈的地方,由此可以想見作者極具穿透力的思考洞見。
      
      1.由于帝國在當時幅員遼闊,它沒有“外在的地方”來作為處理猶太垃圾的傾瀉地。唯一一個剩下來的驅逐方向就是:朝上,通過煙的方式。 (p140頁)
      
      2.在走向現代性的途中,每一扇門在砰然關上時,猶太人的手指都正好放在了門縫上。他們傷痕累累地從把他們從猶太人隔離區解放的過程中走過來。他們是追求透明的世界中的不透明性,是渴望確定性的世界中的不確定性。他們的兩腿跨在所有的屏障上,子彈從每一邊都呼嘯而過。(p75頁)
      
  •     作者深入探討現代官僚制度如何使體制內每一個人的人性、道德觀消失,并重建起一種只對權威服從的新道德觀,從而使得任何邪惡--如大屠殺--能真正實現。而消解這種官僚體制,或曰集權體制,最有效的途徑就是通過多元主義,從而消解權威。在沒有建立起一種多元主義的社會氛圍之前,大屠殺離我們并不遠。
  •      這是一本警世之書!
       這本書告訴我們一個我們故意忽視的真實,大屠殺就像我們去吃麥當勞一樣菩提,是普通人普通事件的特殊聚合而形成的,但也是我們不斷地故意遺忘的真實。
       齊格蒙·鮑曼教授的學術著作《現代性與大屠殺》,就是這本警世之書。
       思考和詮釋現代大屠殺,或許與鮑曼教授的經歷有關。他出生在波蘭,青年時,納粹和蘇聯入侵波蘭,18歲時二戰爆發,對于納粹對波蘭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有記憶。冷戰正酣的1968年,他前往以色列,在那里任教三年多,之后前往英國利茲大學任教。
       鮑曼是后現代主義概念的創造者,他對于現代社會隱含的痼疾有著冷靜清晰的認知。在這本書中,他對于現代大屠殺的發生,作出了警世名言般的預警:
       "大屠殺是本身相當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獨特地相互遭遇的結果:這種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會被歸咎于壟斷了暴力手段和帶著肆無忌憚的社會工程雄心的政治國家的解放:從社會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會自治制度。"
       看看這段話,和我們所經歷的道路如此相似。
       引發大屠殺的原因是這種普遍存在的,潛伏在普通人人性中的東西,這無疑是顛覆了社會本有的是一種天然的揚善抑惡的心愿機制。當納粹屠殺發生后,人們在探尋原因時,將責任歸咎于希特勒,歸咎于納粹的追隨者,歸咎于那些無惡不作的劊子手。但人們忘記了,這些人常常就是我們的鄰居,也是普通人,而狂熱的追隨者中,常常也有我們自己的身影。
       當大屠殺結束,我們習慣了一種規避責任的社會機制,那就是將責任推到極少數領袖和最狂熱的追隨者身上。而對于參與其中,帶著"平庸的惡"的大多數人,采取了自我隔離和清潔。當這種清潔機制啟動后,所有做下罪惡的我們,便"天然"的遠離了大屠殺的罪惡。試想,文革的責任,能歸咎于一人嗎?能歸咎與一個小組的四個人嗎?為何能夠"全國河山一片紅"的爆發?這與納粹創造的"意志的力量"又何其相似??!時至今日,文革暴行儼然已經遠離了社會話語,而罪責只屬于躺在那里的那位老人。
       在鮑曼的書中,我們得以認識到,造成大屠殺的原因是如此"普遍和普通",甚至就出自我們所有人的所有的日常的思維,遇到特殊因素的碰撞后發生的。我們很多人對于大屠殺,表現出一種"不屬于我的世界"的態度,"一切發生在外面,另一個時間,另一個國家","是‘他們’(納粹、四人幫等)造成的"。鮑曼對此極為警惕,他說這"不僅導致了自我辯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導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備的可怕危險。"那些應當承擔全部責任的極少數人,"受到的責備越多,‘我們’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們為捍衛這種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
       試想,一旦所有的責任與罪行對應到一起后,人們不再去思考那些更深層的責任,那些"平庸的惡"犯下的罪行便變得清白無罪了。也許,這就是我們這個社會至今沒有對文革,以及文革前后的人性缺失造成的罪責,進行反思和懺悔的原因。我們社會的基石依然建筑在人性缺失的所謂的合理性和正義性的基礎上。
       時下很多人在言說憲政需求時,表示經濟改革做了很多,而政治改革沒有跟上。這種表述方式是以1978年的改革開放的作為原點,對于政治的繼承性沒有進行思考,對治的方法也很單薄。從筆者的思考,我們這個時代不能簡單的按照二元分法,劃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否則,我們會很容易將所有的罪惡歸咎與前朝,滌清我們犯下的罪責。憲政的基礎,如溫家寶總理所說,需要“人民的覺醒”,而不是人們的遺忘。
       只有我們學會了銘記,學會了懺悔,學會了對平庸的惡的警醒,我們也許才能真正告別上一一個時代,告別黑暗時代,也許才能找到新時代的起點。
       在鮑曼的書中,他將大屠殺比喻成一扇窗,“透過這扇窗所看到的一切,令人一點也不愉快。但是,所見的畫面越是抑郁沉悶,我就越堅信,如若拒絕觀看窗外,必將非常危險?!?br />    或許,我們這個民族還沒有打開這扇窗......
      
  •     http://www.soc.duke.edu/~jmoody77/TheoryNotes/mod_hol_1.htm
      
      Chapter 3. Racism, Modernity and Extermination II
      
      There is a peculiar paradox in the history of racism.
      
      On the one hand, racism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mobilization of anti-modern sentiment. Elimination of the Jews was here presented as a synonym of the rejec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order. This suggest a pre-modern element to racism.
      On the other hand, racism is unthinkable without the advance of modern technology, science and forms of state power. Racism is a modern product, modernity created the 'demand' for racism. In an era that declared that individual achievement was the only measure of human worth, a theory of ascription was needed to redeem boundaries among groups.
      Thus, racism is the modern weapon used to fight a pre-modern struggle.
  •     很早以前看過的書,突然想起來是因為那個洛陽的地下室。為什么那些受害者到后來居然會對罪犯產生依賴,還會為他爭風吃醋。書中講過一個類似的心理學現象,在綁架案中人質會對綁匪產生類似的情感,就是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癥候群。黑格爾從精神與歷史的關系中講過類似的主題,在爭取承認的生死斗爭中,有人因為怕死所以選擇做奴隸,奴隸沒有自己的意志,而是成為主人的附庸。他們自愿走入了一個封閉的心理洞穴,成為喪失獨立意志的被動者,進入奴隸狀態,甚至在被拯救時還有抵觸情緒。而在大屠殺中,猶太人對納粹的積極配合,也可以說是這種心理現象與現代社會大工業、官僚制集中管理的一種結晶。猶太人進入了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境地,部分地喪失了他們原有的人性。作者批評的不是納粹或猶太人,也沒有簡單地將大屠殺歸咎于特定的人,比如希特勒這樣的人在心理上的惡。人性的惡自古就有,希特勒不見得在心理上是最大的惡人,但他制造的惡果卻最大。這恰恰是現代性的一種可能。反猶主義在歷史上早就存在過,但為什么從來沒有過導致大規模種族清洗的結果,其背景正是現代性的一種可能邏輯。通過反思現代性與大屠殺之間的關系,鮑曼批判的正是現代性。
  •     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的開篇就提到,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不能單單只被看做是猶太民族事件,或是“歐洲基督教徒反猶頂點”這類單元素的集合,因為這樣它便不具備社會學意義。同時,大屠殺也并非人們優化的期望是一種廣泛而常見的社會現象中的一個極端,一個具有“回復性”和“普遍性”的極端。事實上,大屠殺揭露了現在文明的另一面,它與文明的秩序就像一枚硬幣的兩個面,不能離開彼此單獨存在。
      所謂官僚體制是指一種由等級劃分的機構組成的大規模組織,在這些辦事機構中,人們具有某些職責,并且必須按照規則、規定以及那些有更高地位的人所實施的強制手段來執行。官僚體制作為西方體制化的創新,跟傳統體制的區別就在于它的高度效率性和正規的結構性。制度化了的規則和規定讓組織內的人員能夠尋求最優的手段完成任務。(里茨爾《社會的麥當勞化》)
      馬克思韋伯認為官僚制度是處理大量文書工作的最有效手段;其次官僚制度強調可計算性/量化性,這有助于人們對成功做出估計;第三,制度性的法規讓官僚體制以高度可預測的方式運作;第四,官僚制度通過非人的技術來代替人力實現管理。官僚體制中的成員就像機器一樣在體制中高速運作著,排除個人思想,極少帶有自己的判斷。
      而在大屠殺中,作為工業社會現代化的高度組織成就,官僚體制也發揮了無可比擬的作用。費恩戈爾德提到,奧斯維辛實為現代化工廠體系的一個延伸,這條生產線上,“人”是原料,“死亡”是最終產品。
      納粹組織中的更名起到了安撫的作用,具有行為的組織意義,也是對現代化管理的冷靜描述。官僚制度對于效率的追求刻板而盲目;每階段針對新危機都有不同的目標,目標確立后領到卻不直接告知執行方式,而是由專家通過對可行性和成本的測算來制定出最優方針。
      而在納粹的隊伍中絕大多數都是正常人,不存在通常社會意義上的病態或者失常。他們聽從組織的命令,依賴組織的慣例、紀律。在這里暴力被賦予權威,行動被例行化,暴力受害者被剝奪了人性。在這個組織中要求清除個人獨立性,犧牲個人利益,取締一切到的需求。
      由此還創造出一個“道德中間地帶”,有一群“中間人”,他們的道德完整感未被破壞,他們只是站在中間,擋住了行動者的目光,讓他看不見行為的結果。由于對自身的行為結果缺乏直觀的認識,很多人就此墮入了一個道德空白,他們對自己所執行的命令可能導致的結果熟視無睹。而大屠殺的成功都要歸功于官僚體制和現代技術所提供的這只“道德催眠劑”。
      而里茨爾也在《社會的麥當勞化》中提到,“在今日麥當勞化過程中出現的形式理性的不斷擴散也支持了鮑曼的觀點,即類似納粹大屠殺這樣的事件還可能再次發生?!?br />   
  •     作為現代性的監護人,英國作家鮑曼寫出了這本書,他在試圖講述一個現代社會的悖論或者說是必然結果。希特勒時代的對猶太人的血腥屠殺,600多萬人,灰飛煙滅去,不是一個同現代性相反的結果,相反,這是現代性的一個產物而已。所謂現代性就是工業革命以來的效率、理性、技術化、非人格化等等。
      
      大屠殺,正是在現代性的官僚制度運作下產生,還是十分高效率的,要不是納粹失敗了,他們會受到道德良知的譴責嗎,不會,一定不會。要是納粹勝利了,整個大屠殺完全可以進入科學管理的經典教程中去,因為從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倒是那么的“科學”,完全符合效率主義,成本--收益分析,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產出,與這些道理沒有什么出入。
      
      催化大屠殺產生的一系列因素并沒有消失,在一定條件下還會生長出來的。人在潛伏著很多殘酷的因子,當點燃的火種一旦出現了,這種本性就會萌生,道德,所謂道德是個很社會化的產物,那個時間里冷漠成為了道德的替代品,人與人,被準備屠殺的人之間是很好的隔離的,彼此之間,沒有了什么人性化的交流,屏障終于起來,關懷到底下降。
      
      迂回生產,人的程序化工作與最終結果之間的聯系被拖得遠遠的,人們只是在執行程序化的指令,并不明確的知道會出現什么結果,于是,責任就會減弱了,我只是在執行命令而已??!隔離的層級越遠,人性中善的因素就越淡漠去,畢竟,自己看不見,視覺上沒有感覺到悲慘的境界,實行起來,也得心應手了。
      
      “園林”理論,以為自己就是一位園丁,有義務修理院子里的雜草。而猶太人被說成是病菌、雜草、病毒。積極的丑化他們,整個群眾世界里,能說他們是錯誤的嗎,他們可是在奉命行事的,堅持著分明的層級,傳遞命令。難道是現代性之禍耶
      
  •      近現代人類的發展建立在相信理性全能的基礎上。個人認為,這種理性大多指稱的是工具理性。啓蒙思想家們認為人要追求自己的幸福,這種幸福由利用自然而來。事實上,利用自然需要的是工具理性,用工具理性對自然進行程序化操作,便可使自然為我所用。在這個過程中,人成爲了主體,自然成了對象化的客體,自然被動的為人操作被視為是正當的。事實上,近現代人類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利用自然而獲得的巨額的物質財富,極大地提升了人類的世俗幸福。生產技術的革新、機械化管理的出現、實證法的完善、官僚制國家的形成等,是人類取得上述成就的基本要件。但非??杀氖?,在這些基本要件中,人自己也被當成了扎根于其中的工具性要素。所以,在近現代人類文明演進過程中,人所付出的代價就是在各種生活情境中的工具化、原子化、異化。正是因為人付出了這些代價,因而人在世界之中找不到生活的意義,成了沒有人味的機器。而人成為機器人之後,人便也喪失了道德感,而喪失道德感的人極易在現代社會中發洩人性的罪惡,並且在做惡時沒有負罪感。就像鮑曼所說的這樣,大屠殺與現代性有深刻關聯,只有重視個體道德感的生長,才能儘量較少類似的大屠殺。嗨,當驕傲的現代人鼓吹自己比古人何等優越時,最大的諷刺莫過於現代人以理性計算的方式對人進行大規模屠殺的概率要比古人高出N倍。反思現代性,是每個現代人必須應對的問題。認識到平庸的罪惡的危害,是馴服現代性之中陰暗面的第一步。
  •     鮑曼指出,大屠殺并不是人類歷史上一次殘酷的意外,它不是人類原始攻擊性的暴露,也不是文明的脫軌。這一殘酷的事件,恰恰是現代性的反映,只有在現代社會中才可能出現。且不論現代社會為大屠殺提供的必要條件,使得這項工程可以進行得干凈而漂亮;更重要的是,現代社會的目標是一個完美的社會秩序的改造,在這個目標之下,種族主義是一項合理的社會工程,要達到對完美的追求,就需要種族滅絕。而在現代官僚體制下,人被禁錮于一個固定的技術崗位,人們都會著眼于技術責任,而看不到自己行為的后果,忽略了道德責任。人的高度理性也造成了道德冷漠,一方面拯救者的自我保全壓制了道德義務,另一方面受害者受理性的影響而走向客觀的合作。
      所以,是現代性造成了道德冷漠與道德責任的淡化。如果要使這一慘劇不再發生,就只能訴諸人的道德本能?,F代理性與道德責任在這里發生了沖突,人就必須時時關注自己的道德。這是一個困難的價值選擇。
      在前現代的社會里,道德至上是唯一的價值判斷。唐太宗是垂范萬世的明君,可是所有古人都不會忽略他殺兄逼父的道德污點?,F代文明使得人們忽略了道德標準,社會價值體系沒有一個明確的判定。道德責任是不是現代化的必然犧牲品?整個社會在現代化的已然中,該如何拯救?
      后現代的思維提供了這樣的批判思路,卻不能給我們一個答案。如何在現代化與價值至上中尋找平衡,是人們在不斷思考卻很難解決的一個問題。
  •     文明的指向。文明指向哪里,哪里就要連根拔起,至少我們要看清這是怎么回事。大屠殺發生在這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理性官僚制、科學技術與工程、責任制、紀律性..至少這些還是我們追求的..大屠殺的起源有著悠久的淵源,伴隨著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分歧而來,這種伴性構成了基督共同體的邊界。反猶主義激起的情緒經過打磨,更深入的是一種打磨到事先或許不可知的冷漠的程度。隔絕、距離,這些是大屠殺的必要創造,沒有鄰居的鄰居。理性,是甕中的理性,瘋狂的結局。無論如何,這是看似無解的無奈。選擇了理性,在絕注下是死寂。分工制造了距離,直線領導被看成負責的、清楚倫理準則與后果的,一種極權主義的控制。先是交易,看似可以理性權衡有理可循的又無奈的交易,實質是完全的掌控,可以掌控的理性--可以計劃的毀滅。最后是關于原本就有的他者。
  •      在我們人類歷史上,不管是從古希臘的荷馬史詩還是從中國的《春秋》,都寫的是戰爭,有戰爭就離不開屠殺,可以肯定的說戰爭是人類族群之間對爭議難以協商解決后最激烈的反應,關于殺戮對我們人類來說,可以說是伴隨著我們人類歷史的司空見慣的一種常態了,其雖違背人類追求和平之心愿,卻和平總以戰爭為前提與代價。
       在我們國家關于第一次大屠殺的記載,也許算是秦軍活埋四十萬趙軍的歷史懸念了,之所以說是懸念,是因為司馬遷《史記》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記述依然沒有被考古所證實。
       在20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兩起震驚世界大大屠殺,一是德國日耳曼民族對猶太人的滅絕政策導致的大屠殺,另一起則是日本軍隊在我國南京對平民進行的大屠殺。自己原來有個愿望,那就是一定要看看南京的大屠殺紀念館,希望有勇氣面對慘烈的人性,一定要寫點深刻的沉重的憤恨,每次看到圖書畫冊那參悟人寰的照片,內心的憤懣不由自己涌上心頭,但自今年的4月29日看完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后,歷史的沉重依然存在,但紀念館給自己的印象,尤其是萬人坑,完全沒有讀書期間第一次看電影《辛德勒的名單》給的震撼力大。
       中日本一衣帶水,唐朝更有遣唐使虛心學習中國禮儀文化從而推動日本大化革新之美談,但20世紀中日因這場戰爭引起的恩怨不僅持久的而且可能依然會持久下去的,這場恩怨的悲哀就在于它一直存在于中國民間而不是官方。但時至今日,對這場戰爭中的屠殺事件中國學術界的研究反省力度并不深,依然和停留在普通百姓的水平上——私人仇恨的層次上,從學術角度來講,沒有給這個重大事件交出滿意的答卷。
       齊格蒙·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是一部反思現代性的力作。關于二戰期間德國對猶太人的滅絕這一重大事件,作品可以說已經非常的多了,但齊格蒙·鮑曼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再次重新解讀了大屠殺為何得以在德國發生的原因,因為當時的德國民眾比起歐洲其他國家來,對猶太人是最友善的,就和作者說的,德國“對猶太人的大眾仇視既不根深蒂固也不廣為傳播”。即使“史料證明,對猶太人的仇恨和歧視已經在歷史上綿延了兩千多年而沒有斷裂”。齊格蒙·鮑曼對二戰期間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與以往其他因戰爭或者其他紛爭引起的屠殺的區別做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就如齊格蒙·鮑曼在作品里說的:“他們作為個人對我沒有絲毫的敵意,我對他們也是如此,常言道,他們只是在“履行他們的職責。我一點兒也不懷疑他們中大大多數是善良的,遵紀守法的人,在私生活里也從未想過去殺人”。但他們在國家,這個冷酷的最無情的形而上的動物召喚下,把人性最惡劣的一面以服務于國家的名義給展示出來并付諸于實踐了,原因在他們的觀念里認為“他是在致力于他的國家,有權力赦免他的罪惡的國家”。
       齊格蒙·鮑曼給人最具啟發性的觀點則是“大屠殺是現代性的一哥失敗,而不是它的一個產物”?!按笸罋⒙L而曲折,實施過程中沒有任何時候與理性的原則發生過沖突,它肇事于一種真正的理性關懷,并由一個忠實于它的形式和目的官僚體系造就而成”。如果沒有現代化理性產物的官僚制,大屠殺在齊格蒙·鮑曼看來,絕對不可能這么有組織,有秩序,有步驟的實施,這一點齊格蒙·鮑曼的看法是建立在歷史的論證上的,因為在大屠殺過程中,人的道德性之所以被扼殺,原因齊格蒙·鮑曼認為是“非人化與現代官僚體系最本質最理性的趨勢密不可風”。
       對猶太人的仇恨和歧視已經在歐洲的歷史上綿延了兩千多年并一直沒有斷裂,但在歐洲大陸上,德國算是對猶太人最友善的國家與民族,但為何大屠殺在希特勒等個人對猶太人的偏見下為何就爆發了,齊格蒙·鮑曼認為原因就在于,德國在向民族國家以及民主國家轉化過程中,社會功能的失調,導致了的道德本能的分崩離析,使得的民眾的道德歸屬感沒有了基礎。這樣原來屬于社會與道德自我調整的領域被國家權力代替,因此“反對暴行的道德自抑在三種條件下會受到損害:暴力被賦予了權威(通過享有合法權利的部門的正式命令來實現),行動被例行化(通過規章約束的實踐和角色內容的精確闡述來實現)。暴力受害者被剝奪了人性(通過意識形態的界定和灌輸來實現)”?!白罱K的結果是,取代沖突權威的不是新的有活力的公民自治的力量,而政治國家的幾乎完全壟斷并造成社會力量無法自我表達,因而也就無法形成的政治民主的結構性基礎”?!艾F代理性社會正是為希特勒那樣操縱冷酷、徹底和系統的種族滅絕的人鋪平了道路”?!霸O計賦予了大屠殺以合法性;國家官僚體系賦予它工具;社會的癱瘓則賦予它道路暢通的信號”。
       在把個人對族群的偏見轉化為一種系統的思想過程中,這個知識譜系的邏輯如此被演繹——首先是希特勒等個人偏見,其次在掌握了國家政治權力后轉化為種族主義歧視的一項政策,最后通過系統的官僚制轉變為一種思想。這個邏輯過程“它突然昭示,人類記憶中中最聳人聽聞的罪惡不是源自秩序的渙散,而是源自完美無缺,無可指責且未受挑戰的秩序統治。它并非一群肆無忌憚,不受管束的烏合之眾所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規蹈矩,唯命是從,并對指令從精神和用語細致有力的人所為”?!霸诩{粹營造的世界里,理性是道德的敵人,這本著則要求站在犯罪的一邊”。
       齊格蒙·鮑曼認為,現代人類文明發展到徹底靠理性設計生活方式,不僅被證明是徹底為本人性的,扼殺人的道德性與自省能力,是一種失敗的表現,也是恥辱,因為“沒有現代文明,大屠殺是不可想象的”,“在一個理性于道德背道而馳的系統之內,人性就是最主要的失敗者”。
       日軍在我國南京的暴行,不同于德國日耳曼民族對猶太人之態度,從現有史料來看,首先日本是為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謀劃對華戰爭的;其是當遇到中國軍隊之抵抗后,通過殺雞給猴看的方式,通過對國家都城南京之恐怖行為,以達到所謂軍事家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軍事目的;從抗爭諸多戰役之衡陽保衛戰來看,日軍也將我國軍隊不僅僅當做一個敵人來對待,更是作為一個對手來看待;讓人惋惜的是,道光15年好像就相對精確統計出中國人口數字已達4萬萬,時至今日對日軍屠殺我國同袍依然無精確的具備說服力之數據,可悲可嘆。在我個人看來,這些都不同于歐洲的大屠殺。
       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如果按照齊格蒙·鮑曼的看法是理性的失敗,最高激情與最高理性對人類生活來說都是有害的,而最高理性對人類的自相殘殺總是最有說服力,當我想到馬克思要剔除人的道德性,把人類生活納入一個完美設計的伊甸園的時候,我看到的只是恐怖而不是幸福。
       發生在德國的大屠殺,其背離了歐洲文明從蘇格拉底開始,經亞里士多德,它牢固統治著羅馬法,在中世紀,經過基督教,精確地加以系統化的自然法傳統,在啟蒙時代,自然法又盛極一時,促進了我們人類的文明,但二戰的大屠殺則徹底背離了這一傳統,但同時促進了自然法的再次復興,帶入我們人類進入了一個對人權利保護的新紀元。
  •      在罪惡面前,我們是坐以待斃,還是積極行動?只有在思想上解放自己,才能在行動上釋放自己。
      
  •     有一個會游泳的人,住在一條經常淹死人的河邊。每當有人掉進河里,他就會下水營救。但是他也深知被溺水者拖住而淹死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袖手旁觀是不是特別不道德呢?于是他想到不如搬家吧——可是這樣就免除了他救人的義務了嗎?還是他將終身被束縛在這種無法選擇的義務中了呢?
      
      讀了這本書,我再一次發現道德譴責的復雜性。作者認為整個官僚體系和受害者本身對大屠殺都有客觀上的責任——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他們又都是無辜的。官僚面對的只是例行公事,而猶太委員會面對的只是拯救可以拯救的理性選擇。那么,究竟由誰來對這種聳人聽聞的后果負責呢?是否將全部責任推卸給希特勒,雖然他的手沒有沾上一滴血呢?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評價道德行為,即具有道德評判價值的行為。是通過確鑿無疑的現實還是通過縹緲多變的人性呢?如果是前者,那么人將在多大程度上享有道德上的自治權呢?而通過人性——我們已經看到了,在具體的結果面前,人性的決定力量有多么微弱。一個所謂的好人和一個所謂的壞人可能做同樣的事(至少是同樣的結果),而一個人可能在不同的情形下做一件很好的事和一件很壞的事。人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被情景所左右呢?另外,一個人是否可以通過放棄選擇來擺脫自己的道德重負呢?比如猶太委員會中的自殺者——雖然他們知道他們的繼任者可能更糟。最后沒有經歷同樣道德困境的人是否就沒有責任?是否未被檢驗的道德可以默認是善良的,至少是無害的呢?
      
      所以,如何用道德的力量去譴責別人呢?
      
      我有一個不太合理的解決方法。我認為這種困境正表面道德天生不是用來譴責的,它不是一種攻擊性武器。道德的力量應該來自主體的精神自治。當然,這種想法面臨著與社會多樣性相伴的選擇的多樣性。但是,除此以外,還有什么更好的解決辦法嗎?
  •      解釋現代性在大屠殺中扮演的角色,如果有人認為猶太大屠殺只是種族主義的極端,人類歷史的一個失控,建議看下。
       作者認為是現代科技的發達,一流的管理工程,官僚體制等這些因素,才能導致有計劃,有步驟的大屠殺,對道德的如何被自抑也有相當精辟的闡述,雖然學術味較濃,但讀起來還是比較易于理解的。在官僚體制和科技至上的情況下,善良的人們做著大屠殺機器的輪子,卻沒有自知。這是現代性的后果,
       但是對于南京大屠殺,人拿著刀子赤裸裸地去數百人,這個無論如何也是用作者的理論解釋不通的,這是遺憾的地方。對學理工科的人,敲了一個很響的警鐘。估計現在理工類的大學生如果國防部叫他去研究殺人武器,他也會毫不猶豫地答應,一心死命鉆技術的人的悲哀。物理學家海聲堡也只是為了未知而興奮,而絲毫不考慮技術的道德后果。
      如果我生活在二戰,一個猶太人敲門求助,我也很難會冒著死的危險去幫助他,良知被理性所壓抑,越理性,死得越快,猶太人自己也在幫助自己的死亡。唯一防止大屠殺的方法就是每個人都應該負起道德責任,對社會的責任。
  •     若說大屠殺的造成是由于理性制度的衍生物而來,譬如與受害者的隔離、技術化、官僚組織運作等等,那么是否也可以說,如果我們試圖通過同樣這般冷漠的理性制度來給予眾人幸福,其實也是一種徒勞與妄想?進而言之,不論是怎樣的制度,奴隸的、君主的、民主的,或者社會主義的,只要一旦進入社會組織的技術層面,便都背離了人與人之間最原始的道德責任感,也就是“善”?畢竟我們已經看到,不論是哪一種制度,因著人們對于或大或小的集團利益的認可,總是不可避免地對另一些人造成傷害,制度本身都不具備善的屬性,他們的好壞僅在于如何能夠盡可能減小不善的那一面表現出來的可能性,其中最關鍵的兩點:一是無論何種情境下都以利他為首要考慮(這本身與制度無關,但制度卻可以影響我們選擇利他時所需做出的博弈考量);二是社會聲音的多元性,并且保證這些聲音的發出與被傾聽,如果只是能夠發出而無影響或不能被他人傾聽,實則也意義不大。
  •      前幾節將大屠殺研究的幾個基本的論點結合史料都說的挺詳細,算是這方面理論的“集大成”??上Ш髢晒澕由夏瞧l言稿所提供的解決方案簡直是terrible,而且那種方案不但不會遏制道德的無王狀態(見發言稿)反而會助長“以理殺人”這種大屠殺模式。
       本書前幾節略述如下:先講大屠殺的可能性:歐洲反猶主義傳統和近代猶太自由主義;后說可能性并不代表實現性,實現性是決定因素,是近代理性主義(政治方面表現在官僚主義),理性化官僚系統不具有對價值反思的能力(包括受害的猶太人自己,他們是服從理性主義的赴死),因此只要第一動因存在,那么這架機器就會朝著預定目的盲目的運行下去,而大屠殺就是這架機器為了實現凈化歐洲這個目標而采取的最后手段。
       鮑曼將這一切comprehensive的總結為“掌握著現代國家官僚體系之舵、懷有宏偉設計的人從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力量中解放了出來;這就是大屠殺的秘訣。大屠殺成為了實施宏偉設計的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設計賦予了大屠殺以合法性;國家官僚體系賦予了它工具;社會的癱瘓則賦予了它‘道路暢通’的信號?!?br />    從鮑曼特別為Milgram獨辟一章即可知,他將這一切解釋的重心都放在一體化社會中“道德影響力弱化”這一點上,首先他認為這點是當今社會學將道德化約為社會結構所必然導致的結果,其次因為這點是他對道德社會學展望的核心。當然其道德的基礎已經不可能是涂爾干提出的集體意識,而是個人意識。
       鮑曼雖然批評事實與價值二分,然而他本人對大屠殺現象的解釋卻不自覺的重蹈覆轍(并且加深二者的差別):憑什么他認為理性主義作為大屠殺的實現性是決定性因素,而非歐洲長期以來對猶太人的惡劣的價值判斷,以及他稍稍提及的近代以來猶太人對自我價值進行的改造?憑什么說前者可以完全脫離后者運作?如果不是后者,官僚系統的靈魂(第一動因)何來?
       鮑曼整部著作的機巧性就在于他并不否認大屠殺的完全不可理解性,而把可理解的部分盡量擴大,把不可理解的部分放到視野之外從而像官僚系統一樣轉移了對最終問題的反思。鮑曼甚至還用兩種相抵觸的理論為他的學說進行合理化論證:Milgram的性惡論和列維納斯的性善論竟然用鮑曼自己的道德與距離成反比的理論調和起來了(奇怪的是,本朝的官僚體系的縝密性似乎和道德感成反比,難道我們很高級、很自覺??。?。最后點睛之筆停留在知識分子道德立場上,很高調、很好萊塢。這種斯多亞立場在涂爾干理論中已經被批駁無余。
       拙劣之處還不僅于此,就不說他把sleeper分為惡和善的兩部分,并給于后者很大的期望,甚至還誤解了涂爾干的理論,他將其社會-個人辯證法僵化為社會決定論,并給他戴上道德相對主義的帽子,殊不知涂爾干的相對主義是有限的相對主義,不如說涂爾干用這種有限性約束了在19世紀晚期早已成為主流的肆無忌憚的相對主義。何以見得?涂爾干在《自殺論》中發展的社會密度的概念已經在人類學上彌補了理性主義對于價值與事實的區分:在達到一定的社會密度時,就會產生相應的價值和社會結構,但是這一切的自發性是有限的,當偶然的情況導致失范時,需要一位認清歷史規律的社會學家給與這一進程以自我意識,為人民立法,而能實現這一新法的卻是具有傳統力量的社會支配機構,這一支配機構的合法性確是在現代人權論意義上的。因此涂爾干的理論中已經包含了一套底線價值,在此意義上可見其道德相對論的有限性。大屠殺現象完全可以用失范理論加以解釋:利他主義超出了利己主義,道德失衡嚴重。但這一解釋并不是歷史性的解釋,他并不奢望說明失范現象產生的歷史原因,而正是這點讓鮑曼以一個社會學家得身份在歷史中竭澤而漁,可惜對于價值的歷史問題,他卻網開一面!
       在隔離時期作為德國社會團體之外的猶太人團體,已經不具有德國公民身份,不具有德國公民權,但是,按照啟蒙以來的觀念,猶太人具有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權利,這一權利是絕對的,不需任何暴力做后盾的。而歐洲傳統的反猶主義只不過是沒有爆發的對猶太人具有這一基本權力的否定,這一否定最終在各國起初的默許、各方始終的默認下在德國得以完成。這一否定本身就是對歐洲文明整體進程的否定,對這點進行辯解,把它限定在官僚體系這一限定的范圍是很蒼白的,甚至是饑不擇食的。二戰前(甚至當今的歐洲亦如此)的整個歐洲都以其所作所為否定了土生土長的自由平等觀念,無怪尼采早就告訴人們“自由意志是統治階級的一項發明”,無怪馬克思要為這一切貼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標簽。
       大屠殺是一個來自人性深處的啟示,而非一定社會結構導致的惡果(就像上帝需要一個十字架或神奇顯靈,但我們不能說是十字架或神跡讓上帝的靈顯現,而后者完全是知識決定論,完全是歷史主義的)。一切對文明抱有蘇格拉底遺留下來的樂觀主義的人都出于本能的會否認這個啟示(鮑曼就是一例,他的樂觀主義都退步到蘇格拉底的悲觀之處了),代之以歷史或近代自然解釋的最后后果就是“上帝之死”。我們完全可以肯定,當鮑曼研究作為“個案”的杭飚時,他會提出這樣犀利的見解:你們冤枉斌哥了,是三菱跑車殺害了譚卓,是日本三菱公司殺害了譚卓,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殺害了譚卓,是人類科學殺害了譚卓……可是,連最不濟的地球人都知道:是地球人殺害了譚卓(當然不排除有潛伏于地球的火星人發動的可能性)。
       歷史是人造的,是"verum esse ipsum factum(true itself is fact)"的,歷史在這個啟示中所表現出的偶然性如果不被清醒地認識,那么大屠殺才更可能再次到來,并且以科學的名義,甚至還帶上了道德這個小兄弟。因為未來還是掌控在人性的激情方面,而非人性的理性方面。那么理性究竟何在?就在對"verum esse ipsum factum"的警醒,在于從來自大屠殺一類的人性事件的啟示中開悟。這一警醒是中國、希臘和印度(大乘佛教)的古典理性主義最首要的遺產。
       之所以對本書打4顆星,首先是因為本書是大屠殺研究理論方面的集大成者(省時省力);其次,本書一個L.S.診斷的誤入歧途的社會學的絕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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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格蒙·鮑曼的《現代性與大屠殺》是我今年所讀的書中最過癮的一本,無法讀快,持續地讀了很久。數個月前我在與世賓的談話中抓到一個關鍵詞:暴力。讓我暗下決心將這個詞作為我做學問的中心詞核,于是有意識地搜尋一些與暴力有關的書籍。于是碰到了這本書,這本書雖然有著大多數譯本的含糊不清的翻譯特點,但總體上來說仍然吸引我深讀下去,并且在閱讀中震驚。
        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歷來被看作是德國人與猶太人的事,被看作人類文明進程中出現的一次反常事件,納粹份子被看作變態的沒有人性的例外。但事實上并不是這樣。在鮑曼的研究中,我們看到這次大屠殺是人類的共同問題,是現代理性必然出現的結果,黨衛軍也是非常正常的人。我們對大屠殺的誤讀被作者所糾正。
        大屠殺的得以實現,反猶主義當然是重要引線,但僅有反猶主義不會導致大屠殺,它必然要有現代作為第一推動力。在整個西方的文明進程中,猶太人所處的社會位置讓他們自然而然地創造并推動了現代性,而對現代性恐慌的西社會要把帶來現代性的猶太人清除出去,諷刺的是,這種清除中使用了現代性的理性、技術與手段。
        現代性必然以理性為核心詞。大屠殺得以順利進行,就因為在迫害者與受害者之間達成一個默契:理性。只要任何一方是非理性的,大屠殺就不可能進行下去。納粹的理性在于他們把屠殺過程分解為一個個程棄階段,每個人只負責某個階段,與受害對象產生足夠的距離,如此一來每人都在屠殺,但沒有人具體地直接地屠殺,也就是說,現代工廠的分工制與管理方式高效而低價地維系著大屠殺。沒有現代官僚管理方式與技術方式,不可能讓納粹進行大屠殺。從邏輯性出發,納粹們理性地實施著各各步驟,沒有人在屠殺,但所有人都在屠殺,這就是“無人統治”。
        在大屠殺之前需要解決一個問題:公眾的同情心與道德。因為猶太人在正常社會中處于某個特征明顯的社區,這足以構成公眾的“異類”,所有人都有“異類恐懼感”,這一點被納粹所運用,當他們迫害猶太人的時候,異類恐懼感讓公眾對此事保持冷漠態度。但是,畢竟有許多猶太人融合到普通社區與生活中,那么,納粹采取的方式是:定義——剝奪與沒收——集中——饑餓——滅絕。當那些人被定義為猶太人,就足以讓公眾對他們保持警惕,猶太人的財產被沒入工作被剝壓,意味著社會切斷了人們的契約,然后被集中起來時,就切斷了他們在公眾視線中的存在,饑餓又讓屠殺成為“人道”的選擇,于是屠殺得以發生。這個過程的每一步都是荒謬的,但卻又讓下一步顯得再合理不過。
        納粹的現代性管理方式、公眾的道德冷漠只是兩個方面,要最后讓屠殺得以高效地產生,必然要猶太人人的配合,把他們集中起來,讓他們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直到把大家都送進毒氣室為止。猶太人之所以要如此配合,也是因為“理性”,在“自我保全”的理性的正確選擇中,每個人對發生在他人身上的慘殺視而不見,因為每人都會認為“我會躲過”。之所以很少有猶太人逃出集中營,那是因為他們在集中營中的自我管理很有成效,此外,整個社會已經不再接納他們,至少是道德中立地把他們當作了異類。
        所以大屠殺非常順利地進行。如果不是德國戰敗,這種再“正確”不過的大屠殺一直會持續下去,因為社會已經進入現代,有了足夠的現代性技術與思想,因為所有的人都有理性,理性讓所有人只努力于保全自己。
        這就涉及到了道德問題。納粹首先讓猶太人在身體距離與精神距離上消失與公眾視線之外,讓公眾的道理不再進行判斷與選擇。在納粹內部,崗位職務與技術責任代替了道德責任。而在猶太人內部,自我保全的壓力壓倒了道德的選擇。在整個社會的道德處于缺失狀態之下。大屠殺,名正言順地發生。
        所以“科學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產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產生了“密切合作”的集體行動。最正確的理性得到的后果是最不正確的,所以說現代文明必然會產生屠殺,恐怖與和平成為文明這枚硬幣的兩面,就看哪一面會偶然地落在了上面。
        如果說要解除屠殺的未來可能性,在任何情況下個體都要無條件地承擔起他的道德責任,這是唯一的方式。
        齊格蒙·鮑曼,1926年生,“后現代主義”概念的主要創造者,生于波蘭,后居英國,主要著作有《現代性與矛盾》、《后現代性及其不滿》、《全球化:人類后果》、《現代性與大屠殺》等等。從照片上看,一個睿智而清瘦的老頭,正在吸著煙斗。
  •      如果僅僅將二戰時期德國的罪行歸結為納粹對民眾煽動的結果,似乎不一定說得過去。因為納粹那些口號明眼人都知道是胡說,但是民族素質極高的日耳曼人卻趨之若鶩,其中包括偉大的哲學家海德格爾。對于這些我更愿意相信鮑曼的觀點,這是現代社會出了問題······
  •     希望永遠在前方zz
        ——我讀《現代性與大屠殺》(給幾個朋友寫的讀后感)
      
      http://www14.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1&idArticle=295670&flag=1 
      
      馬前卒  
        
        說實在的,《現代性與大屠殺》這本書寫的脈絡不太清晰,或者是中文版翻譯的不好,讀完以后感覺作者宣揚的是工業化社會所崇尚的理性絕對化會導致道德淪喪,以及龐大官僚機構下,個體對道德責任的回避。而這些結論的初始論據主要就是所謂的“史無前例”的納粹屠猶事件。
        
        就我個人來看,二戰猶太人的死亡雖然駭人聽聞,但絕非“史無前例”。就數字而言,以色列堅持600萬甚至800萬的數字,這顯然是被高估了,死咬著缺乏根據的數字不放開,難怪伊朗總想在學術上翻案。這種教訓其實我們也該吸取。我個人認為,400萬是一個略高于實際死亡人數的數字。另外,400萬是全部的損失數字,而當時歐洲法西斯遠不止德、意兩家,象波蘭、克羅第亞、和法國的火星黨都是,他們也干過不少殺猶太人的事情,至少是幫助德國搜捕猶太人。甚至在不少非法西斯政權下也發生了不少殺猶太人事件。這其中包括了許多混亂、無序、瘋狂的屠殺。這400萬人并不象作者所說的那樣,全都死于周密的計劃和工業化的殺人體系。
        
        另外,400萬是否“史無前例”?我看未必,算絕對數字,且不考慮時間上差了700年,這個數字與蒙古帝國的刀下亡魂比實在是差多了。如果你說蒙古人是游牧蠻族,其實400萬的數字比不上大多數“文明”帝國崛起時的殺人數字。羅馬、漢朝、西班牙、土耳其、大英帝國、莫不如此。如果你說比相對比例,那么亞述人、羅馬人、希臘人早就干過更狠的事情,比如征服敵國后,屠殺丁壯,尤其是挑出知識分子屠殺以毀滅文化,然后把婦孺販為奴隸,平毀城池,連土地都要撒上鹽(對游牧民則是燒毀草場),防止遺民復興??紤]到當時的技術水平,這比納粹殺猶太人恐怖多了。
        
        作者自己應該也意識到了光是600萬的數字不足以驚人,他也強調,關鍵問題不僅僅是屠殺,而是由國家名義號召去屠殺,由一個官僚機構去屠殺,參與屠殺的大部分人都不必負擔道德責任。其實呢,這個也和過去的幾千年的歷次屠殺沒什么大區別。蒙古騎兵護送大汗靈柩回草原,所過之城皆屠,理由當然也很充分,比如大汗圣靈不能被人打擾云云。如果說由一個官僚機構,明確以屠殺為目標去實施計劃,那么羅馬人滅迦太基時就有類似的事情。歷史上,許多大國為了摧毀對方的戰爭潛能,經常派輕騎深入敵國,屠殺青年,擄掠兒童,也是統帥很明確的指示,與個別部落、軍官的搶劫行為完全不同。至于說實施屠殺的大部分人不必負擔道德責任?這種事情也很多啊,在許多屠殺里,比如說土耳其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殺亞美尼亞人,那是真正的種族滅絕,在這里,屠殺是光榮,不要偷偷摸摸地干,即便要親自動手,屠殺也不是道德負擔。在許多大戰中,軍人把平民趕在軍隊之前做前鋒,以削弱對手實力與士氣,在糧食充足的情況下,搶掠\毀滅對手控制區的民用物資,從而迫使對手分出軍用物資供養難民,這種事情實在是太多了。蒙古人在發石機上裝上傳染病人的尸體,又何必為可能發生的瘟疫而做噩夢?總而言之,猶太人被屠殺的每個細節都不是新鮮事情。即便在工業化社會,也并不比布爾戰爭或英國策動的巴拉圭戰爭更另人發指。
        
        既然二戰對猶太人的屠殺并不比歷史上類似事件更可怕,那么作者因此對整個文明的發展而大發感慨是否過頭呢?我們還得看看歷史背景。
        
        霍布斯鮑姆對歐洲歷史的總結很不錯,他說了,從工業革命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有差不多1個多世紀的好世道。甭管外面怎么折騰,相對一部血火寫就的人類歷史,那段時間絕對算的上太平盛世。當然,咱們都知道那段時間世界并不太平,中國有太平天國,有甲午戰爭;比利時國王在剛果殖民地成籃子的砍人手,弄死了一半土著;克里米亞戰爭和日俄戰爭,還有美國內戰都打的天翻地覆。但那都不是在歐洲啊,要么在大西洋以外,要么在維也納以東,歐洲本土還是很和諧的。要是說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那就更和諧了。其中的關鍵在于:世界上還有許多地方沒瓜分完畢,內部誰偷懶,誰多吃多占,誰對貧富差距不滿,都可以通過欺負殖民地來解決,所以一片太平盛世景象。
        
        1914年前后的形勢完全不同了,不同在哪?我們注意到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表面上看這和第一次世界大戰風馬牛不相及,但事實上,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農業社會舊秩序徹底倒臺(中國顯然是最強的農業國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呢?代表的是歐洲工業資本主義已經徹底摧毀了農業社會的舊秩序——殖民地瓜分完畢,再不能靠擴張來解決問題了。所以兩件事其實是一件事情的兩面。對歐洲舊秩序來說,既然外面沒得搶,就得內部解決問題,統治集團之間要打仗,無產階級對統治集團要革命,中產階級要獲得與實際作用相符的權利,從此歐洲一片大亂。
        
        大資產階級暫時還把持上層建筑,所以他們發動戰爭,無產階級在戰爭中出力出命卻一無所獲,所以他們擁護革命。至于中產階級,他們不喜歡革命,也看不慣既沒用又多吃多占的大資產階級(以及舊貴族),要搞法西斯!這就是二十世紀前半程的主旋律。兩次世界大戰各殺了幾千萬人,協約國支持的白衛軍搞叛亂,致死 800萬人,革命政權和自稱革命的政權鎮壓敵人,以暴力維護生存并推行被認為是絕對價值的革命規則,也要了上百萬的人命。輪到中產階級動手,他們既不能象大資產階級和軍事貴族那么老套,也不能象紅色帝國那樣沖動,他們以精密的工業化方式進行屠殺。這就是讓作者驚嘆的大屠殺了。
        
        為什么法西斯要殺猶太人?這里有三個原因,一是因為他們要清洗舊資產階級,打破從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傳下來,以明確的私有產權為基礎的早期資本主義秩序。這個資本主義時代不需要他們了。其次,其實中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以及舊貴族聯系還是很多的,界限也不清楚,打破舊制度不需要全部殺掉舊資產階級,殺雞駭猴就可以了。正好猶太人是舊資產階級中一個比較獨立的集團,于是拎出來清洗。第三,法西斯運動比起舊秩序來說長進了一些,知道迎合群眾,利用群眾力量,這就需要制造一個敵人。猶太人從圣經時代就和主流有隔閡,拿他們當敵人很安全,還可以利用反猶情緒。所以,最后猶太人就倒了霉,雖然他們并不比吉普塞人或其他被一齊清除的民族更倒霉。(沒人紀念其他被屠殺民族,更重要的是,沒人為他們索賠)
        
        前面說了,這屠殺并不比歷史上類似的事件更可怕,不過呢,這事一是發生在太平盛世以后,二是發生在最發達、最富裕、最“文明”的中歐。所以對作者那代人,尤其是知識分子觸動特別大,讓他們有天塌下來的感覺,好比大戶人家子弟,吃了苦以后要多發點感慨。一定要把自己經歷過的苦頭特別提出來說一說。而忘了這是幾千年以來人類社會一貫的傳統。開出來的藥方自然也就不會對。作者覺得工業化、官僚化、技術化殺人真的厲害,可這是整個社會的變化啊,不止殺人機器如此。人類社會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殺人的器具更精良了,耕作、生產用的東西也更好用了,這能說明什么?我不好說人類進步了,但起碼你不能說人類因此就墮落了。但這個作品把罪過在很大程度上歸于極權,歸于國家對社會的干涉,歸于官僚化和泛道德化,不管本意如何,在蘇聯和傳統共產主義運動墻倒眾人推的年頭,往往會被人借題發揮。我看今天許多人的書評,大抵如此。咱們要承認蘇聯及那一代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也不應該把官僚化和國家對社會的過多干涉看做革命的必然組成部分,但官僚機構和國家對社會的干涉并非天生就有原罪,它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說遠了,回到大屠殺的話題,大屠殺為什么得以成為大屠殺?換句話說,為什么我們今天如此排斥大屠殺?為什么通行了幾千年的規矩到我們這里要受批判?這個還要回去看世界歷史。
        
        世界歷史,幾千年下來,馬克思用唯物主義來概括,也就是弱肉強食,靠物質力量說話。競爭的勝利者就是正確者,真理和正義隨著勝利者的轉移而改變,旗鼓相當的時候就是用大炮射程來劃分各種真理的適用范圍,從來沒有什么絕對價值。為了某個集團或某個階層的真理,人類可以進行種族滅絕,可以故意制造饑荒,可以懸賞去買平民的人頭,可以把別人當商品出賣,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那些倒霉的犧牲品甚至往往不被看做是同類。從弱肉強食的角度來說,從尼安德特人的滅絕到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城再到販賣黑奴,唯一在人類社會通行的規則就是物質競爭規律。在這樣的世界上,大屠殺本身不是問題,一切以競爭結果為準,如果屠殺對自己有利,就做,不利則不會亂殺人以泄憤。朱元璋曾以勝利者的身份做出總結:“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群雄所為,徒為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逼渲幸痪洹安皇葰⑷恕闭f的很準確?!安皇葰⑷恕辈皇遣粴⑷?,不是不屠城,而是不以屠殺為樂,但也絕不以屠殺為忌諱,這樣的人方能取天下,才能制訂規則。在過去的時代,這是唯一能阻止大屠殺無限擴大的力量。人類之所以不會被少數瘋子殺光,原因也正在于此。
        
        近代以來,歐洲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帶來了一個從未有過的現象——全球經濟的統一。在這以前,無論是亞歷山大的冒險、阿拉伯騎兵的征服,還是蒙古帝國的武功都不能打破各地在經濟上的分立狀態。到了19世紀,蒸汽輪船、鐵路和運河徹底破除了以農業手工業為基礎的地域經濟。共產黨宣言對這一過程寫的很清楚,我就不多說了。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則,統一的經濟基礎帶來統一的文化。從此,人類開始有了一些共同的評判標準,而且越來越多。這個過程是從歐洲開始的,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歐洲19世紀太平盛世的影響。正是這一過程讓我們以超出物質競爭規律的角度去評判世界,我們可以說某件事情做的對不對,好不好,而在這以前,通行世界的標準只能讓我們說這件事是否有利于某個集團增加自己的力量——在這以前,對同一件事的正義性,不同的文明可能有完全相反的評價。正是依據這個標準,我們說大屠殺是惡行,說共產主義值得追求,說資本主義蔑視自由——是蔑視,而不是破壞自由,資本主義的核心是資本擴張,為了這個目標,資本可以通過代理人支持自由或踐踏自由,但并不刻意的去破壞它。這本書的作者也正是按照這個標準去批判大屠殺的,遺憾的是,他把這個事件孤立出來看了。
        
        前面已經說了,猶太人大屠殺并不是非常值得單獨討論的一件事情,共產主義者應該在更高的角度上,把它放在整個人類歷史里來看。我們沒必要因此苛責作者,不過要知道他的局限性。三國演義里郭嘉說袁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于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作者看不到兩一次世界大戰和二十世紀其他的苦難,卻試圖用猶太人大屠殺來闡述把現代社會的核心問題,體現了歐洲知識分子因為歷史背景而具有的局限性,說他一句婦人之仁斷不過分(ps 我不歧視女性啊,習慣說法而已)。其實,如何死掉很重要嗎?為了英國或德國的世界霸權而光榮的死,和死在納粹的毒氣室下,有區別嗎?對于要建立一個新社會的共產主義者來說,所有這一切都是歷史的負面遺產,必須一并解決,而不是單獨對某個問題上綱上線。
        
        到現在為止,歷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競爭規律影響,在許多地方,真理還要受大炮的限制,但這不等于沒有絕對價值。最起碼,我們都譴責大屠殺。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以超級大國去掠奪小國也要在絕對價值里找個借口?;蛟S你說這是偽善,但假的起碼比沒的好,社會畢竟在進步。這不是什么資產階級人性論,而是共產主義的基礎。如果否認這一點,共產主義的先進性就只剩下更強,更有效率了,這其實是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的極端形態,不是共產主義!我們要打破的是幾千年甚至幾十萬年的弱肉強食進化規律,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這才是共產主義的本質。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大屠殺,避免以前人類的罪惡。資本主義之所以是我們的敵人,是因為資本主義堅持把歷史的決定權留給競爭規律,把大屠殺這種事件發生或不發生的決定權放到人類社會以外,這是我們絕對不能接受的。
        
        06 12
  •   我覺得那時的日本很難說是一個現代國家,而作者強調的是在一個理性至上的現代國家發生類似大屠殺的災難性事件的可能性。不過我個人還是對作者對日本造成的大屠殺只字未提有點失望
  •   是啊,這個好歹得研究下
  •   即使是最完善的制度大概也不是完美的.安東尼奧尼那種"我只關心人"算是對制度不"善"的一種補充力量吧.
    第一點中的利他考慮是針對誰說的呢,社會的決策層?
  •   鮑曼的主要觀點就是理性制度造成了迫害者與受害者之間的距離感,從而使迫害者對于自己的行為造成了他人傷害這點沒有直接的體驗,這其間還包含著將受害對象的非人化、官僚體系運行等等,比如一個負責執行按電鈕來釋放毒氣的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會認為自己該為這場屠殺負責?
    利他是從人與人、個體與個體之間最直接的接觸來說的,這里可能涉及到犧牲小部分人來保全大部分人的理性,以及自我保全的理性,這兩種理性其實都是對他人生命的毀滅棄之不顧的借口。比如,有一個正在被追捕的猶太人向你尋求保護,希望躲在你家里,但是收留他可能會給全家人的生命造成威脅,這時到底是選擇理性而趕他走,還是出于一種最原始的不愿見他人受苦的善或感情,從而收留他?
  •   li shi zong shi zai jieshi sha ren you li ...ai ...
  •   一個英國人寫的關于佛教的書?堪比一個共產黨達官寫的日本。
  •   有些地方恕我沒看懂,似乎你是在強調:人性的本質還有二戰之前歐洲人歧視猶太人的積習比鮑曼所謂的“現代性”更應該對大屠殺負責?你這里還是誤解了鮑曼的意思:
    首先,鮑曼并沒有否認大屠殺之前人類歷史和人性的黑暗之處,他感慨的是:正是因為現代技術和官僚的狼狽為奸讓如此高效的大屠殺得以發生(這是以前的人類歷史非常罕見的),也讓人們不再承擔起審視自身道德的職責(我只需做一個好工人、好專家,這事最終符不符合道德,是國家的事)——簡單地說,現代性讓人類本性中的罪惡放大,成為一股人類都難以控制的力量
    其次,鮑曼對現代性的抨擊還有一點:整個現代社會就像一家以經濟利益為唯一目的的高效高速的公司,如果個人道德再被抹殺的話,大屠殺必定再次出現
    最后,也許鮑曼實際上比你還悲觀:他看到了人性之惡是再反思也無法改變的,只不過希望用一些方式來將這惡限制到一個比較小的層面上
    還有你說的杭州飆車案,如果鮑曼來分析的話,他肯定會強調飆車者個人要承擔的絕對道德責任——因為這不是一個官僚機構或科研機構策劃的謀殺
  •   把人化約成某種機制、某種制度,這種殺人方式可能是任何現代性制度都做不到的。
    制度、現代性什么名詞都是人造的,它的內容也是由人構成的。以一種組織形式來掩蓋人本有的特性那就是殺人。如果說這種組織形式只對某種人類特性有放大性影響,那也要在一種可重復、可證偽的條件下得出結論,否則也就是偽科學、是宗教、是感情宣泄、是意識形態,最終也是殺人利器。
    大屠殺這種事情只有震驚和警惕,人倫喪失還要找個原因的人,也就是圣經里面往妓女身上投石頭的人。研究大屠殺,不反求諸己,那也就和殺人者無異,或者混碗學術飯吃。
  •   其實拋開這本書,我可以完全贊同你上面的這段話,但用來說鮑曼和他這本書,我則不大可能認同
  •   您認為,作為一個本身就深受迫害的東歐猶太人,鮑曼該如何反求諸己呢?難道說大屠殺都是我們猶太人自己的錯?
    也許我這么說有點鉆牛角,那我退一步,假設鮑曼說:大屠殺是讓人震驚的,我們應該反思人類、反思自我在這罪惡事件中是否負有責任,是否成為了幫兇?——但實際上,這個意思在我看來和鮑曼在本書中的結論幾乎完全一致!鮑曼抨擊的,就是現代性對個體道德責任的抹殺和遺忘(注意,這么說并不是將罪責推給抽象的“現代性”,因為現代性本身就是一個個個體所構成的,個體覺悟了,現代性就會是另一番面目?。?,他呼求的,正是每個個體負擔起道德責任:在錯誤的體制之中,我們是否能夠為了自保而同流合污?在同類慘遭侵害之時,我們是否應該幸災樂禍或無動于衷——就像米沃什在菲奧里廣場所描述的那種冷漠一般?
    你舉的杭州飆車案很不適當,可否再舉一例來反駁鮑曼?
  •   既知理性主義犯下的滔天大罪,為何還對宗教如此偏激?
  •      如果說要解除屠殺的未來可能性,在任何情況下個體都要無條件地承擔起他的道德責任,這是唯一的方式。
    恐怕也不是這么簡單就可以做到的
  •   樓上說的有道理.阿倫特指責猶太人不反抗,伯林則認為反抗是不可能的,伯林因此不喜歡阿倫特.阿倫特在艾希曼身上看到了平庸帶來的惡,這種平庸,就是道德的缺乏.
    此外回星條旗:宗教與理性主義都是偏激的,所以自由主義要求的是中道
  •   @夢亦非
    阿倫特的確指責猶太人的不反抗,但這只是她應該說到的,那些詆毀的人(我以為),只是他們不愿意反思自身作為一種選民的心態吧,這事情猶太人自己也有問題...
    柏林的說法我倒是沒去好好看
    平庸的惡的話....也是韋伯所說的現代官僚體制帶來的一種副作用
    不過我也更愿意看做一種道德的缺乏,雖然更多身處其中的角色并不一定就能夠說是平庸的惡,但艾希曼肯定是一種平庸的惡
    沒有專門去找資料~~對猶太人的事情也還是有些不明了
    宗教和理性主義都不可偏執一方,宗教在啟蒙運動下已經逐漸開始回歸其本身了,應該說.而理性的危害,恐怕還需要很多年才能夠為大眾所領悟
  •   建議你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極權中的道德問題,哈耶克早就解釋過了,惡與善是從運動的角度出發去界定的,所以是反道德的
  •   @夢亦非
    那本書啊,以前讀了幾道,不過很多地方還沒有完全懂
  •   寫地很好
  •   我剛看完這本書,但我對歷史了解太少了,挺喜歡這篇文,雖然覺得意識形態色彩相當重,致使他的觀點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就像歐洲知識分子的作者一樣。
    還有關于歷史上幾次帝國崛起的死亡數據,能列舉得詳細一些嗎?最好不光是感性上的描述,這樣說服力比較強。因為這也是他批駁作者的主要論據。
    我理解作者的意思是,由于極權和官僚化,致使這次大屠殺有別于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如果把之前的屠殺歸因于前文明的野蠻表現,這次的大屠殺便是現代文明的產物,不是現代性發展的不完滿,野蠻還在,而是一種現代理性的產物。
    馬前卒的意思是不是,如果以共產主義的理想為真正的理性標準,也就是最后一段說的那樣,那大屠殺和之前的任何一次一樣都還只是文明之前的產物?
      
  •   馬前卒的意思我理解是:
    1.這次屠殺與以往并無本質差別,但歐洲的資產階級由于在工業革命后過了一百年的好日子對其感受特別強烈。
    2.這次屠殺被另眼相看的另一個原因是:在資本主義擴張到全球之前,人類各集團沒有共同價值觀,只有競爭規律在其支配作用;在這之后則由共同經濟基礎帶來了共同的文化,使得這樣的大屠殺受到了共同文化的共同譴責。
    3.共產主義不能只追求競爭優勢而無視絕對價值,恰恰相反,共產主義只有把絕對價值作為構建自身的一部分才能真正有別于資本主義。而不能像資本主義那樣認為競爭本身才是要真正維護的,就是“通過個體的惡來達到集體的善”。
  •   也許是翻譯的問題?不過脈絡確實不太清楚。
    最上面的評論說出了一些觀點,不過至于問題本質,似乎都沒說到點上?
    也許書作者的意思是歷經幾百年的理性化,最后導致的是以理性為名義所做出的極端瘋狂的行徑?
    也許可以歸結于一點:人有什么權力決定別人的命運?
    始終存疑
  •   這個馬前卒就是屬于那種到處找觀點東拼西湊來炫耀的一類人,實際上很難提出什么有價值的東西。很討厭這種做法。
    為什么不能寫讓人能讀得很明白,很簡潔的讀后感呢?難道寫得多就是好嗎?不喜歡這種泡沫式的東西。
    實在忍不住說兩句,因為我覺得鮑曼寫得很好,本來想看看一些有深刻解讀的文章來得。
  •   還沒看完這本書,其實我也不是很喜歡馬前卒的評論。意識形態的色彩很重,感覺根作者不是用同一種語言,用不同的方法解讀。
    這個大屠殺跟以前的屠殺相不相同,我不敢說。即便以前也有同樣規模的屠殺,我覺得也是不同的。作者似乎想說,本以為文明會杜絕這種事,但結果是反過來文明和理性導致瘋狂?
    這跟共產主義和絕對價值有什么關系,我不是很明白~
    胡說八道而已
  •   ……無語……
  •   終于在09年到來之前搞定這本書了,脈絡還可以了,比起另一本鮑曼的著作《通過社會學去思考》翻譯不知強了多少。
  •   本文作者顯然沒有理解鮑曼對現代性的理解,和道德社會學的建構過程。。。這篇文章不過是化功大法而已
    至少,是沒有完整的把書仔細的讀過
    最后一章提到了列維斯特勞斯對“吞噬型”和“排泄型”社會的描述,已然解釋了兩種屠殺類型的不同。
    而且,本文的觀點確定無誤的踩在了鮑曼批評的對大屠殺的一種解釋類型中,即大屠殺沒有什么特別的,不過是一種不文明狀態的再現。
  •   這篇評論跟鮑曼的書貌似沒有聯系嘛。。
  •   評論好多地方曲解了鮑曼的意思。樓主認為的大屠殺人數未必比其他屠殺及戰爭多、在性質上和其他屠殺無區別都是鮑曼在書中批評過的觀點。
    鮑曼認為正是這種自以為是、沾沾自喜的態度使得對大屠殺的記憶趨于符號化和冷漠化。
    鮑曼認為大屠殺值得所有國家、種族的人們警醒的原因是它顛覆了我們對于現代性的理解,其產生的條件在當下依然存在,如官僚制導致的道德冷漠、過度理性化引起的軟弱、思維一元化引起的狂熱以及對人類能力過度自信等。誰又能保證類似的事情不再上演?
  •   奇葩,奇葩評論里的奇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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